兼職律師的法學教師，在實踐中積累了案例，更能洞察法律適用中的關鍵環節。一個刑事訴訟法的法學教授，如果不親自辦理刑案，很難明了司法實踐中的一些弊端和“應對智慧”。比如，之前“律師會見難”的老問題，在刑事訴訟法中早有明確規定，在“學術上”不是問題，但在現實中，之前不少警方會想出種種“土政策”來刁難律師。

非法證據排除、舉證責任分配等“法治細節”問題，是需要在實踐中體認的。說到底，法律和醫學一樣，是一門“實踐智慧”。試圖完全將教授法律知識的學者與法律實踐隔離，效果不會好。

相反，目前法學研究界的問題是，與中國司法實踐脫節，“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個別學者自說自話、閉門造車地搭建所謂的“法學體系”，搞“從概念到概念”的經院哲學、繁瑣哲學，結果誤人子弟，也被實務界傳為笑壇。20多年前，復旦大學等新聞學院的教師，被要求在媒體里輪崗，很好地傳遞了新聞一線的實操知識；而這些年新聞學院雖然“理論成果”豐富，但教學與實務“脫軌”的問題卻日益嚴重。

其次，至于有人認為法學教師兼職律師“不公平”，這種“不公平”，最多只是兼職律師占了一些競爭的優勢。法學教授本身在學校擁有教職、收入穩定，再去當兼職律師，可能算“不公平競爭”。但這幾乎不涉及司法腐敗，因為法學老師本身不掌握公權力，即使兼職當律師，本身也不影響司法公正。這和公務員不能有償兼職，不是一個問題。

如果法學教授兼職當律師，是“不公平”的話，那么，法官、律師到法學院當兼職教授，是不是另一種“不公平”？事實上，不少法學家同時兼職律師。比如，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艾倫?德肖維茨，同時也是著名刑事辯護律師，曾是辛普森殺妻案、克林頓緋聞案等案件的辯護律師。當然，幾乎所有的國家對于教授兼職當律師都有一定限制，主要還是防止兼職影響本職教學工作，中國《律師法》已有規定，做兼職律師要取得單位同意。

中國的法治建設之路，需要法學家能使書本和現實做無縫銜接，而不是閉門造車、搞經院哲學。兼職律師制度本身，提供了一個有效溝通法律實務界和理論界的渠道，下一步應該是如何有效規范，而不是一刀切地廢除：讓法學家隔離于司法實踐之外，和不許醫學教授做手術一樣，都是很糟糕的。（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