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度

那么這個山寨版能否順利攪局中國的“一帶一路”呢？

除了規劃模糊和競爭性意味太濃之外，亞非“自由走廊”顯然還有個很致命的因素，那就是“自由走廊”所經過的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同時和中國保持著密切的經濟往來，赴艾哈邁達巴德出席會議的非洲各國，2017年都要和中國在不止一個平臺上聚會、商談，讓它們“兩頭赴宴”毫無問題，但“二選一”是幾乎沒人愿做的。

莫迪在2015年10月第三屆印度-非洲論壇峰會（IAFS2015）上。（來源：澎湃新聞）

就拿“自由走廊”重要的發力點非洲來說，雖然印度與非洲間的貿易和投資往來有其獨特的優勢，甚至與非洲打交道的時間更長，但跟中國相比，在各方面還是有較大差距。

先來看經貿關系，2000年中國和非洲貿易總額剛剛突破100億美元，應該說，彼時和印度-非洲貿易水平基本處于同一量級。但到了2008年，中非貿易總額就提前兩年實現了“2010年中非貿易額突破1000億美元”目標，達到1068億美元，2014年更高達2218.8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同比增長在如此大基數情況下仍高達5.5%。更令人驚嘆的是，在總體出口形勢不佳的情況下，中國對非出口同比仍增長14.4%，遠高于6.1%的整體外貿出口增幅。這個數據相當于印非雙邊貿易額的3倍左右。

此外，2014年中非間提前完成了中方承諾的200億美元融資額度，完成并開工了一系列基礎設施項目。至于中國對非的援助，僅2014年李克強總理訪非期間，就增加120多億美元。與之相比，印度自2008年至2014年對非實際金融支持總額為軟性貸款74億美元，各種財政援助12億美元，幾乎不成比例。

在情感方面，中印兩國與非洲都有深厚的友誼，但印度在處理對外關系上，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重視程度是不同的。第一層次是南亞地區，第二層次是歐美俄等大國，第三層次是東南亞、中東和中亞地區，第四層次才輪到非洲和拉美，這樣的分層勢必影響到了印非關系，且印度、日本在對非洲的投資建設上都夾雜了太多的政治考慮，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安理會改革，印度和日本要當常任理事國，也希望非洲國家多支持一把，畢竟非洲在聯合國有54個席位，占到了聯合國會員總數的4分之一以上，當年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也是“非洲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與印、日相比，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就是“互惠互利”的雙贏。

對于日印與中國在非洲產生的競爭，其實正是許多非洲國家所期盼的，你們爭得越厲害，我越能從中漁利。有肯尼亞官員曾對媒體說：“假如沒有競爭，這就會是一個問題，競爭條件下會讓我們可以從中選擇最好的。”

所以，日印想借用“自由走廊”排擠中國是有相當大難度的，牽制中國“一帶一路”的作用必然會大打折扣。這就勢必使得“自由走廊”計劃回歸到經貿互利的本質上去，否則根本無法存在。

即便單純看經濟方面，印度的軟肋也是很明顯的。近年來印度國內經濟發展雖十分迅猛，但“拳頭”乃是軟件、微電子等智能產業，非洲根本就很難消化，且就算有需求，直接和歐美接軌也更劃算（如馬拉維的新興軟件業便是如此）；“印度制造”除了價格低質量差（如“印度布”在非洲基本上是“地攤貨中的地攤貨”代名詞），更要命的是門類不全，無法滿足工業制成品需求旺盛、但自身制造業基礎單薄的非洲“性價比要高”的胃口，就更不用提產業轉移了。

而制約非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鍵，是基礎設施欠賬太多，大型工程匱乏。在這方面日本是“有力無心”，而印度則是“有心無力”——事實上莫迪上臺后極力推動的印度本土基礎設施“大手筆”，從資金、技術和承建等各方面尚且要仰賴“外援”，又如何能滿足非洲這張“基礎設施白紙”的需要？印度與中國不同，它的基礎設施建設尚有大量資金缺口，基建能力的外溢遠沒有到自然外流的那一步。

所以，本身實施起來就有很大難度的亞非“自由走廊”計劃，如果再摻雜太多“對抗、抵制、干擾”的心結在里面，就注定不會走遠。

事實上“一帶一路”并非一個排他的方案，就在“一帶一路”論壇峰會閉幕當天的記者會上，習近平主席表示，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時將遵循“三不搞”（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不搞政治議程、不搞排他性安排），加上稍早圓桌峰會上習近平主席“不畫地為牢，不設高門檻，不搞排他性安排，反對保護主義”的表態，實際上表明了中方的態度——“一帶一路”不僅可以接納日本、印度等國家，也并不排斥和“自由走廊”并存。正因如此，其實只要去掉“對抗、抵制、干擾”的心結，日印及其“自由走廊”，未嘗不可和“一帶一路”間達成雙贏的最佳結果。

或許日本是真的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