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成群結隊”送錢，官員“前赴后繼”落馬

“我認罪、悔罪，也希望我的案例能警示身邊的朋友們，扎好廉潔自律的藩籬，不要成為別有用心的人的獵物!”日前，在安徽省霍山縣法院的庭審現場，袁文聲淚俱下。

袁文所說的“別有用心的人”，多為安徽一些學校的領導。據檢察機關審查，袁文2008年以來的36項受賄事項，有34項來自各類學校，包括11所本科院校，22所大專、高職院校和1所中專學校。

據統計，這些學校幾年中合計130次給袁文送錢150萬余元。而他們的“別有用心”其實并不“特別”，主要是想借助袁文手中的權力，多批招生計劃、專科升格成本科或學校更名等。

在安徽省教育廳腐敗窩案中，“學校成群結隊送錢”的對象不止袁文一人。

據檢察機關指控，袁文所在部門的前任處長、后升任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的楊德林，先后42次收受18所學校的賄賂。

袁文的同事、安徽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原處長繆富國，先后95次收受39所中學校長和6名區縣教育局局長的賄賂，在省級示范高中評審、規范辦學行為監管、項目審批等方面為其提供“關照”。

“安徽教育行政審批腐敗涉及面之廣、行賄受賄次數之多，出乎我們的意料，在職務犯罪領域相對也很突出!”一位辦案人員說。

招生計劃腐敗：“實權部門”掌握學校“生命線”，“審批彈性”成“尋租暗門”

“在省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實權部門’和‘冷門部門’的差別很大，‘實權部門’白天門庭若市，晚上常有飯局。”安徽省教育廳一名落馬官員自述，黨的十八大之后，他明面上的飯局少了，暗地里的“權錢勾兌”卻“停不下來”。

記者調研了解到，安徽省教育廳腐敗窩案中落馬的幾名官員，都來自手握審批權的“實權部門”。如楊德林和袁文曾先后任領導的計劃財務處(后分立為發展規劃處和財務處)，就負責擬訂全省省屬高校、中專的招生計劃，指導高中制定招生計劃，以及學校設置、撤銷、更名等的申報和審核等。

“多招一個學生就多一份收入，招生計劃可以說是學校的‘生命線’。”安徽一所省屬高校的相關負責人介紹，學校每年的招生計劃都要報給省教育廳計財處審批，而全省的招生計劃有一個總盤子，在學校之間存在競爭性，“給他的多了，給你的就少了，所以很多學校爭著去省廳拉關系”。

翻開袁文的起訴書，34所向其行賄的學校幾乎都與招生計劃有關，有的學校為了多爭取計劃，更是長期“打點”。如某學院一名副院長從2007年到2016年間，6次在春節前給袁文送現金、購物卡;某大學一名副校長和一名院長，從2010年到2014年“年年不漏”，5次共送給袁文購物卡4.6萬元。

那么，送錢就能多搞到招生計劃嗎?“審批每所學校每年招生多少，雖然有軟硬件條件、歷年生源狀況等依據，實際上存在著一定的‘彈性空間’，審批時很容易找理由。”曾在安徽省教育廳工作多年的一名官員告訴記者。

記者發現，一些學校的招生計劃增幅，與送禮數額的大小存在著強烈的“正相關”關系。如某學院領導2009年、2010年兩次共送給袁文15萬元，該校的招生計劃數“兩年翻一番”，從2008年的1300人，躍升到2010年的26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