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解決法院立案難題，保障訴權，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立案登記制改革要求，這項措施已落地兩年。5月18日，最高法院通報全國法院兩年來立案登記制改革情況，稱“有案不立、有訴不理、拖延立案、抬高門檻問題基本根除，基本解決立案難問題”。

為此作出注腳的是，實行立案登記制度后，法院受案數量井噴：2015年5月1日至2017年3月，全國法院登記立案數量超過3100萬件，同比上升33.92%；當場立案率超過95%。

盡管很多人都將司法救濟視為最后的救濟渠道，但毋庸諱言，尋求司法救濟又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在“立案登記制”推行之前，立案庭的角色更接近于法院的“守門人”，公民尋求司法救濟要受到司法權的實質審查?，F在看來，在司法實踐中沿襲多年的實質審查，超越了它應有的程序性價值，也拉遠了民眾與司法的距離。

立案登記制意味著法院對于原告的起訴，只履行形式意義上的“登記”，而不再進行實質意義上的審查。作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模式的一種，司法救濟可視為國家為公民提供的一種公共服務——作為公民基本權利的訴權，本不應仰仗司法權的許可或恩賜才能實現。

在理論上，權力本就應該是一種為權利的行使所提供的服務。法院應為民而存在，公眾的訴權是裁判權的基石和源泉。開啟司法之門，使民眾更容易接近司法，并獲得適時適當的司法保護，從而在司法的起點上就獲得平等的保護，這是國家法上的義務，是司法機關不可推卸的擔當。法院立案“審查”到“登記”，從“準許”到“服務”，就是司法這個公共產品回歸本源的過程。

立案登記制帶來訴訟爆炸，本在意料之中。這一改革的價值指向，就是要借助于降低立案門檻，便利民眾尋求司法救濟。據最高法院近日披露的立案數據顯示，行政案件和國家賠償案件均有一半以上的增幅，而民事案件立案增幅則相對較少。這恰恰說明了，過去的“立案難”，難就難在“民告官”。立案登記制通過制度的形式，為法院抵御地方黨政機關對立案的不當干擾提供了“尚方寶劍”。

當然，因法院受案數量井噴，人案矛盾加劇、濫用訴權現象突出等問題也隨之而來。這也恰恰說明，司法體制改革是系統性改革，“單兵突進”的立案登記制不可避免要承受種種壓力，如果立案登記制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懲治惡意訴訟機制、從立案到審理的繁簡分流機制等同步推進，法院的訴訟服務水平也必將得到整體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