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在北京醫院一間僻靜的病房里,重病中的任繼愈艱難地書寫下幾個名字,交給了我。他寫了梅貽琦、胡適、傅斯年,卻沒有寫蔣夢麟。

“我佩服梅貽琦,我不佩服蔣夢麟。”這是任繼愈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對我說的。

任先生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一般他只用肯定語,言外之意讓你自己領會。然而此時,他卻用了一個強烈的對比,對自己的校長提出了指責,語氣剛毅。

西南聯大學人普遍對梅貽琦校長懷有深刻感情,不分“三校”之界限。抗日戰爭是一場“國難”,我懂得,任先生這話直接針對兩位校長在憂患中不同的擔當態度。

從東三省淪陷,梅貽琦已知,中國“與日本一戰”不可避免。他清醒而敏捷,提前轉移清華設備與物資,將預備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長沙去蓋樓,為后來的師生提供了戰時教學的可能性。梅貽琦也從此肩負起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責。

梅貽琦有“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浩然大氣,有八年“不棄不離”的職責堅守。蔣夢麟則初始反應遲鈍,致使北大面對“七七事變”猝不及防。及到了長沙,面對簡陋的校舍他頗無信心,將“長沙臨大”稱為“由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很快,蔣夢麟離開了這條驚濤駭浪中的船。

任先生的話蘊含著對戰時大學艱難玉成的體驗,及他終其一生對志節的追求。

同年夏天,任先生辭世而去。仲秋時節,我登臺灣,代他一一祭掃諸校長墓地。

憂 患

任先生代表著那一代“生于憂患”的學人。在西南聯大,他前半段是學生,后半段是教員,與這所大學相始終、共命運八年。

“七七事變,正值暑假。那時我家在山東,回不來了,報紙上有個廣告,說是北大、清華的學生到長沙去集合。”

任繼愈去長沙報到。開學后,爆發了“是上前線還是繼續讀書”的激烈爭論。一些學生上了前線。爭論由錢穆作了歸結:為國家保住“讀書的種子”,用上前線的精神來讀書。

住在岳麓山寺廟里,夜間,任先生聽見虎嘯,早上出門,看見寺院外樹枝上的虎毛。在這半壁山河里,他興致盎然地考察,看到儒道釋同居一山的景觀。當時,他離畢業還有一年,正在考慮自己在哲學中的研究方向。

任先生有一張剛到達昆明時的紀念照片:一個穿著灰白色棉軍服的青年。那套服裝是當年長沙臨時大學的“步行團”離開長沙奔赴昆明的時候,張治中將軍送給他們的,一人一套,還有雨傘水壺等行軍裝備。

日本飛機轟炸長沙校舍,對學校大有跟蹤追跡殲滅之意,“長沙臨大”大批師生家屬從香港繞越南去昆明,同時組織了一批志愿者步行轉移。

這是一個悲壯的支撐。學校當局認為,如果全體人員都從海外轉移,那將是一種恥辱。必須有一支人馬代表著這個學校,從還存在著的國土上走過去。

聞一多等選擇了步行,任繼愈選擇了步行。在采訪中,我發現很多有志向有剛性的學長都選擇了步行,也許是步行練就了他們后來的剛性和志向,也許他們本來就有些與眾不同。

任繼愈說:“當年國弱,而‘民氣’依然不可被征服,是當時鼓舞和支撐師生們的一個精神源泉。”步行團走過貴州,一路上見到人民背鹽為生。“我看到中國的民氣始終不衰,窮困是窮困,志不窮,人窮志不窮。所以罵人當漢奸是最重的一個詞,比罵他祖宗什么的都還重。”

“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從上到下不愿當亡國奴。老鄉們也是這樣。小日本非把它打跑不可。當時的生活很困難,很痛苦,但是日本人來,他就不能忍受。打日本,他們是很積極的。有志氣,民族志氣。那時候,我就感受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是滲透在窮鄉僻壤里頭,不光是在上層。所以我從那時起就專攻中國哲學史,過去我在大學學外國哲學多一點。”

正是通過步行,任先生對這個苦難中的民族產生了深刻的理解與信心,從而選擇他一生的事業。這樣志存高遠的學人,在那個時代不罕見。他們成為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中堅。

西南聯大文、理、法學院在云南蒙自棲身時,師生們常去一個小鋪喝粥。吳宓教授為小鋪主人寫過一副對聯:“無名安市隱,有業利群生。”任先生專門講了這件事。他說,那位熬粥的雷氏非一般市井之輩,他常與聯大的師生們交談,從時事到歷史。

那個時代的大學鴻儒,對于邊地和民間具有深刻的理解與同情、欣賞。大學“南遷”之旅,使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精神走出了象牙塔,士大夫之氣節與民間之民氣相遇、相激勵,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

任先生堅持著這條“接地氣”的道路。他曾對我說:“我很喜歡云南人這個民風,非常樸實,這個非常可貴。”令先生深深懷念的,是當年戰時大學那股精神有追求的濃郁氛圍。

在《〈西南聯大啟示錄〉觀后感》一文里,任先生寫道——

“抗戰勝利后,日本投降,西南聯大解散。三校各回原址辦學,生活條件、教學條件都有了顯著改善。三校分開后,各立門戶,日子過得還不錯,總感到似乎還缺少點什么。西南聯大的形象長期留在人們記憶里,歷久彌新。”

淡 泊

看一個人對什么事情重視、投入,可以知道這個人的信念和價值觀。

攝制電視片《西南聯大啟示錄》是一個艱辛浩繁的工程。我從1998年開始拍攝,到2003年春天在央視播出,其間三次率攝制組采訪任先生。他從來沒有說過:“為什么不準備周全了,一次問完?”其實,他是有理由這么說的。

任先生是以導師的睿智,海涵與寬容著我步步深入的認知過程的。我訪問的內容,從他參加“步行團”的一段經歷開始,到總結階段講釋馮友蘭碑文。而最后一次采訪,是央視10頻道《探索發現》欄目已決定播出,在改版時,需要添加“師生撤離”的細節,我又來央求先生“臨陣填空”。

任先生從來沒有以“大人物”自居,而是把自己當作是西南聯大的一磚一瓦,隨時可以添上。他還提供給我一個珍藏本,是日軍進北京時拍攝的,那些圖片從來不曾問世。

2002年秋,《西南聯大啟示錄》在北大勺園會議廳開研討會,名家云集,大家都等著任先生來發言。我電話催促,任先生說,因夫人馮先生有恙,故不出門了。

2003年初春,《西南聯大啟示錄》由于一些史實上的異議播出突然遇阻。寒風凜冽中,任先生出現在北大圖書館的石階前,他一手拄杖,點路前行。他只有一只眼的視力,卻不要我上前攙扶,一蹬一蹬地以杖引路,走進會議廳,來參加這個應對“播出遇阻”的校友理事擴大會。

沈克琦先生告訴我,任先生一般都不參加校友會開會。

疾風知勁草。會議上,任先生第一個發言。凜然而來,開口卻和順。他說:“《啟示錄》是很有意義的好片子,應該大力宣揚。”

任先生讓我明白,如何用不張揚的語言,講出那種“有骨頭”的話來。

回到昆明,我給任先生打電話。他問:“咱們的《啟示錄》怎么樣了?”他把這部作品稱作“咱們的”,給了我勇氣和溫暖。

在諸多老校友們的大力爭取下,《西南聯大啟示錄》最終重獲生機,進而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任先生給我他寫的評論文章《〈西南聯大啟示錄〉觀后感》,卻又告訴我:“不發表,是給你看的。”在文章中,他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表揚這部紀錄片,說它真實,不張揚,是“集腋成裘”“積沙成塔”之作。任先生還說,我是“用西南聯大的精神制作這片子”的,對我勉勵有加。文中沒有直接批評“不足”,而是提供大量史實補充了西南聯大的“文科成就”,這一方面至今為人們所忽視,也是片子的不足之處。

任先生注重內在傳承和知音交流,類于古風。他貌和神謙,內藏鐵骨錚錚,將信念貫穿于學術與人生。

“中華民族發展至今,有兩個追求是獨特的:一是重‘統一’,一是重‘氣節’。凡時局動蕩、朝代變遷,英雄和諸子百家,都是力圖統一天下的。只有‘統一’,才能發展。對中華民族而言,統一是正常的,不統一則不正常。在這些動蕩中,‘氣節’,是中國人重視的精神情操。”

在文化與“氣節”的關系中,始終存在一種精神價值的取向。王國維曾說過:屈、陶、杜、蘇四人,即使沒有文學天才,憑他們的人品也足以立世而驚天動地。

我將自己的書送任先生,他說:“你的筆很野。”我一愣,他卻說:“這很好,別人想野還野不了呢!”

任先生曾對我說:“你到北京,就到家里來。”但有些人擬托我請先生“吃飯”。他卻搖頭拒絕。

任先生深諳進退之道。到晚年,他精簡人生,采取了“無為而無不為”的智者抉擇,以高齡之身主持編撰巨型經典,保持自己寧靜的環境。

有一次,我從昆明打電話過去,小保姆說,爺爺散步回來,正躺在沙發上休息。

我說,等會兒再打吧。任先生卻已經從沙發上起身,接過電話,和我談起他新注的《道德經》。一周后,他親手題寫的新書就寄到我手上。

任先生說,秦始皇“焚書坑儒”,可是有人將所焚之書的內容背下來,口口相傳。這就是“詩書喪,猶有舌”。《尚書》,就是這么來的。他以史為據,點明了知識分子對一個民族所負有的責任,那就是創造和傳播文化。

在我與任先生的接觸中,從來沒有聽到過他襲用古人的名言來說自己的觀點。他總是說“大白話”,就像《菜根譚》,用最淺顯的話。這是他已經形成的文化格式。這使我想到老子的“大音希聲”。體味先生的深意,我以為:

一、 是在學術上的身份清晰。他是現代人,是研究者,不是重復者。

二、 是自信。他認為,以自己的語言完全可以表述今天的觀點。

三、 是區分。他認為,古今有別,古人的意思不可完全地套在現代的事物上。

四、 是重“現在”。他認為,活生生的現實正在發展之中,現代人應當使自己處于一種不斷探索與發現的狀況下,而不是抱著守舊的陳調。

任先生的“內養”達到了舉重若輕的境界。他不用那些張揚的語言,也從不給別人以緊張感,總是淡淡的,輕言細語,時夾以“哎”,表達一種會意。

中國古人以“氣”論“道”。任先生正是一個“打通了氣脈”的知識分子。這股“氣”貫穿他的學術生涯,支撐他的多舛人生。他正是那位可以使我沉靜下來、完成一點事情、抓住歲月的道與德之師。

與任先生的情誼,令我想起那句古話:“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