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屋建瓴

識見不凡

李先生原來讀書于清華大學哲學系，想從事數理邏輯的研究，但由于時代的原因而未能實現。盡管如此，他的老師金岳霖先生對這位學生卻印象深刻，并盛贊他具有哲學家的素質，這可以說是對李先生理論潛質的充分肯定。

20世紀50年代，李先生到了歷史研究所，作為侯外廬先生的助手，參加了《中國思想通史》一書的撰寫工作。侯先生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有著很高的理論素養，他經常告誡李學勤等“諸青”學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長點”。

所謂的生長點，是說一個人的各個方面不會很平衡，總有一個方面需要特別加強，這就是生長點，也就是他的弱項所在。在侯先生看來，當時年輕的李學勤對于文獻史料非常嫻熟，外文也很不錯，但是理論修養尚不夠。為此，他曾多次提醒李學勤，要強化自己的理論素養，不要老想著搞甲骨文、金文，要做一個大史學家，做一個有理論的史學家。

侯先生所指的理論，不僅是指對于馬克思主義等思想學說的學習和掌握，更重要的是提醒李學勤，要培養自己研究和看待問題的理論高度。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李先生不僅認真研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經典，同時也閱讀了與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各種流派的理論著作，所付出的努力是旁人所很難想象的。比如，為了搞清“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李先生四處搜集資料，跑各地的圖書館、書店，不僅通讀了國內學者的所有論著，還閱讀了大量德文、英文、日文的原著，他自己光是所做的筆記就達五百多頁。

李先生常說，一個人不見得要做理論的工作，但必須有理論的高度，在研究過程中可能考證的只是一個字，但心里得想著一個大的事兒。

以下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加以說明——

曾國之謎是20世紀古史研究的一個熱點。在傳世文獻中記載有一個姒姓的鄫國，分布在今天的山東一帶。然而，在1933年安徽壽縣的楚王墓中出土了一對曾姬壺，顯示出春秋戰國時期還存在一個姬姓的曾國。此后，有關曾國的考古發現越來越多，尤其是湖北隨州曾侯乙墓的發現，更是轟動世界，但古書中卻沒有任何有關這個姬姓曾國的記載，讓人困惑不已。

為此，李先生專門寫了《曾國之謎》等文，并指出，曾人的活動范圍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漢水以東，以新野為其北限，姬姓曾國并非沒有在《左傳》等傳世文獻中露面，只是以隨國的名稱出現而已，考古發現中的曾國就是古文獻的隨國，曾、隨是一國兩名。

這一別開生面的觀點一經提出，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熱烈討論。此后，不斷發現的曾國文物一再印證了李先生這一觀點的正確性。進入21世紀以來，隨州的葉家山一帶發現了西周早期的曾國墓地，從而把曾國的分封提前到了西周前期，而在文峰塔發現的曾侯乙編鐘銘文已經清楚說明，曾國的始封者是被列為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宮適。

正當學者們為這一重要發現印證了曾、隨為一而欣悅的時候，李先生又從理論高度分析闡釋了西周初年分封曾國的重要歷史意義，他指出，有關曾國的這些發現使我們對于西周甚至整個周朝歷史上很多重要問題有了新的看法。從武王伐紂開始，南方的問題對于整個周朝的政治和社會形式都有特別重要的影響。《禮記·樂記》所載《大武》樂章中有“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該樂章一共是六成，即六個樂章。到了第二成的時候滅商，后面說“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過去學者們沒有很好地注意這點，其實在滅商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南國是疆”，即把南方的領土收歸了周朝。然后說“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即周公、召公分陜而治。武王克商之后的南土范圍非常之大，在整個周朝的結構里非常重要。南土是由召公來治理，這一點已經由出土的太保玉戈等材料所證實。周朝在南國地區的發展，是以漢水流域為中心，而在漢水流域里，則是以在漢陽漢東大洪山地區的隨州這一帶作為中心點。周朝把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宮括分封到這里，其性質與召公封燕、周公封魯差不多。因此，曾國的建立，本來是周朝經略南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掌握了這一點，我們對于后來曾國的興衰和整個周朝的興衰之間的關系，就會有更新的一些認識，許多問題也就可以串起來了。

這種極富理論高度的見解，絕非是一般的學者所能想到的。

正是有這樣的眼界和理論素養，李先生能夠提倡“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時代”等涉及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理論和觀念上的變革，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劉國忠，男，1969年出生于福建省政和縣，歷史學博士，現為清華大學長聘教授，歷史系副主任。已出版《走近清華簡》《唐宋時期命理文獻初探》等4部專著，主編教材1部，發表論文70多篇。（劉國忠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