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融匯

古今貫通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之后，清華大學變成一所工科院校。李先生沒有和大多數的學生那樣轉到北大求學，而是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與編撰《殷虛文字綴合》，從此走上了學術道路。

1953年年底，中國科學院籌建歷史研究所，李先生又被選中，到新成立的歷史研究所，作為侯外廬先生的助手，參加《中國思想通史》的寫作。到了20世紀70年代，由于馬王堆帛書、定縣漢簡、云夢秦簡等簡牘帛書的發現，他又把工作重心轉移到考古和古文字學方面。2003年，他離開了工作長達50年的歷史研究所，回到了清華大學，為母校文科的重建竭盡心力。

在6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李先生取得了累累碩果，共出版著作40多部，發表論文1000多篇，其成果之豐富、所涉領域之廣博，令人眼花繚亂。對此，李先生戲稱這是“雜學”：“我這個人興趣相當廣泛，所學雜而不純，又由于工作的經歷，從事過不同方面的研究，寫過的東西很難理出一條思想發展的線索。”（《李學勤集》自序，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這里有三個地方需要說明。

首先，李先生說自己是“雜而不純”，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雜”是因為李先生博覽群書、興趣愛好廣泛所致，但是在他所致力的每一個研究領域卻都是極其“純”的，而且只要他決定從事的研究，就一定要做到居于學術研究的最前沿。

李先生很喜歡用一句英文俗語“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來說明自己的治學體會。“一些的一切”即學什么東西就要對這個領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即對其他領域的知識也都應懂一些。

李先生是通過自學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在學習的過程中，他十分重視參考前人的已有論著。20世紀50年代，他自學研究甲骨文，就以胡厚宣先生《五十年甲骨論著目錄》為線索，按圖索驥，把里面提到的中外甲骨學論著全部閱讀了一遍，對于甲骨學的研究歷史、研究現狀和存在問題了如指掌，并在此基礎上對甲骨學的分期斷代、歷史地理等方面做出了精深研究，而甲骨學尚不是李先生學術研究的重點所在。

李先生也不是專門從事《周易》研究的學者，但是他對易學史卻十分熟悉，他所寫的《周易溯源》一書，從考古學、文獻學的角度，對《周易》做了別出心裁的研究，解決了《周易》研究史上長期困惑學者的許多難題，受到了著名易學家金景芳先生的擊節稱贊：“李學勤同志對《周易》經傳研究所征引的資料是何等浩博！其所作的分析又何等精審！”

20世紀70年代末，李先生第一次受邀去美國訪問，當時國內學人因長期與外界隔絕，對國外的漢學研究不甚了了，于是，他就根據日本學者對各國漢學的調查報告成果，走訪美國的相關高校和機構，拜訪有關的著名學者，很快掌握了美國漢學界研究古代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后來，李先生一直倡導國際漢學的研究，即與他對國際漢學界的熟稔密切相關。

其次，李先生的研究領域雖然廣博，但是卻有一條主線貫穿于其中，即以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奧秘作為自己的研究重心。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自己的研究領域也有意加以收縮，因此這條主線愈來愈明顯。對此，李先生多次做過說明——

“我所致力的領域，常給人以雜多的印象，其實說起來也很單純，就是中國歷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體與《史記》的上下限差不多。問題是對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歷史學，有的算考古學，還有文獻學、古文字學、科技史、藝術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這個領域學科交叉的綜合性質。這一領域，我想最好稱為‘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國古代文明十講》一書《序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最后，李先生因為同時具備廣博的知識面和精深的專業素質，因此他的研究特別擅長融會貫通，縱橫捭闔。中西融匯、古今貫通是清華大學一直倡導的學術理念，二重證據法更是清華國學院導師王國維先生在研究古史中首創的方法，李先生很好地繼承了清華的這些優秀傳統，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發揚光大。

李先生曾總結說：“我認為研究古代文明的這一段，最好采用多學科結合和比較研究的方法。所謂多學科結合，是指歷史學、文獻學（包括傳統的經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美術史……諸方面研究的融會貫通，尤其要注意文獻與考古的互相印證；所謂比較研究，是指以我國與世界各個古代文明對比參照，把中國古代文明放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背景中去考察。”（《李學勤集》自序，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而這種研究正好可以發揮李先生的專長，他不僅博古而且通今，既熟悉中國文明又熟悉世界文明，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將之有機地交融在一起。不過，李先生對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不滿足，他有更遠大的研究目標。我們都知道，李先生多年以來一直在倡導比較考古學的研究，并出版有《比較考古學隨筆》一書，受到考古文博學界的重視。不過，李先生的目標并不僅于此，從年輕時候起他就有一個愿望，很想從事比較文明史研究，遺憾的是，由于年齡和外語等方面的原因，他本人可能已經不能如愿了。

李先生曾對采訪的記者講過自己的設想：“我們希望有一個人，能夠做到兩個方面，或者三個方面，最理想的是能研究古希臘羅馬，再研究古代埃及，再研究古代中國，而這三個方面都做到的話，有一個前提，就是至少要會兩到三門現代語言，再會這三個文明的語言。那時候我真想向這方面去做，這是我的一個夢想。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也許我至少能夠做到一部分，并不是完全做不到。”（《“這輩子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書城》2008年1月號）雖然李先生可能無法完全實現這一理想，但是他的這種努力卻足以令人感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