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辦公室安在了醫院

焦裕祿住進了開封醫院。

人進了病房，心卻留在了蘭考，口中念叨、囑咐的仍是蘭考的除“三害”工作。醫生對病人負責，勸他既來之，則安之，好生休息，好生養病。他苦笑了一下，說：“不行啊！蘭考是個災區，那里有許多工作在等著我，我怎能安心躺在這里休息呢？”

肝疼，腰也疼起來，于是烤電治療，烤得皮肉起了水泡。病情有了大致的診斷結果，地委領導決定，送他到鄭州的醫院再行診治。焦裕祿說什么也不愿意：“我的病沒有什么了不起，災區那樣窮，何必把錢花在這上頭？在這里診斷出病情以后，我還是回到蘭考去，可以一邊治療，一邊工作嘛！”

地委領導得知他的態度，多次派人到他床前，反復說明：“叫你去鄭州，是為了盡快地治好病，使你能更多地為災區人民服務。”他終于同意了組織上的決定。

進入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現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后，診斷為“肝癌早期”。妻子徐俊雅看到了這個診斷，如雷擊頂，焦裕祿察覺到了她神情的變化，笑著問她：“你怎么啦？”徐俊雅回答：“沒什么，只是想孩子了……”焦裕祿沒有再說話，他大概已經明白了一切，因為鄭州大醫院的醫生要他轉院到首都北京。

于是到了北京醫院，專家會診，專家剖開了他的腹部，確診結果觸目驚心，上面寫：“肝癌后期，皮下擴散。”交給焦裕祿看的是虛擬的一份，上面寫：“慢性肝炎，注意休息。”是他本人早有惡性病的判斷。專家搖頭表示：“只能采取保守療法，無能為力了……他的生命最多還有20多天的時間……”這樣，焦裕祿又被送回到鄭州的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

當年焦裕祿在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住院時，趙自民是河南醫學院醫療系的一名學生，正在醫院實習，他跟隨學習的醫生就是焦裕祿的主治醫生。那個時候，趙自民曾詢問過焦裕祿的病情，為焦裕祿做過病歷記錄。

“當時只知道他叫焦裕祿，是個干部。”50年后，趙自民回憶說，焦裕祿住院時，肝病已經很嚴重了，雖然身為縣委書記，但他為人和氣，當時住在大病房里，沒搞一點兒特殊。“我作為實習醫生，按照醫生的安排，問問病情，做做記錄，雖然只做了這些工作，但留下了永久的記憶。”

在鄭州住院時，來看望焦裕祿的人絡繹不絕。每次見面，他總是告訴同志們：“不要來看我，自己病了不能工作，花了國家的錢，還麻煩同志們看我。”“都不要來回跑了，耽誤工作，我心里很不安哪！”他似乎有問不完的話，多是問除“三害”工作的進展情況。他告訴護送他的縣統戰部負責同志，應該快一些回蘭考，向組織匯報他的病情，叫同志們團結一致，治服“三害”。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然惦記著張莊的沙丘封住了沒有，趙家樓的莊稼淹了沒有，秦寨的鹽堿地上麥子長得怎么樣，老韓陵地里的泡桐樹栽了多少……5月4日，焦守鳳到鄭州探望病重中的父親，只見他嘴唇干裂，臉黃如紙，說話要用很大的力氣，仍然上氣不接下氣。

門外暴雨如注，疾箭般的雨點射在窗上。焦裕祿見到女兒的第一句話就是無限憂愁的念叨：“小梅，咱蘭考淹了沒有？你把咱縣的實際情況告訴我！”焦守鳳含淚搖頭。可是，他不相信，便勸徐俊雅回蘭考一趟，看看莊稼到底淹了沒有。

在身體極度虛弱的時候，焦裕祿仍在努力學習，閱讀書報，也就一張報紙他也需間斷幾次才能看完。徐俊雅與護士都勸他多休息，不要看書報了，他總是說：“有病更應該學習，病人有了精神食糧，才能正確地對待疾病，戰勝疾病。”

“老韓陵的泡桐栽了多少？”

就在焦裕祿病重期間，他看到除“三害”初見成效，勞動人民將要擺脫貧困，走向富裕，曾激情滿懷地想接著寫完那篇文章《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可是，這篇文章剛寫了一個開頭，他的病情就惡化了。焦裕祿對辦公室的同志交代說：“看樣子，我的文章寫不成了，讓張欽禮書記寫吧！他寫好稿子署他的名字也行，署俺倆的名字也行。”

5月初，劉俊生到河南日報社去送稿。一位編輯告訴劉俊生：“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一個叫趙文選的打電話找你，說你們縣的縣委書記在那里住院，他找你有事叫你到那去一趟……”

當天，劉俊生趕到醫院，找到隨同焦裕祿治病的趙文選。趙文選告訴劉俊生：“焦書記讓我往河南日報社打電話，找你好幾次，他想問您些情況……”

劉俊生來到焦裕祿的病房，看到他半躺半坐地歪在病床上，瞇縫著眼睛。劉俊生輕輕地喊了一聲：“焦書記！”焦裕祿看到劉俊生來了，抬起放在胸前的手，指指凳子，示意讓劉俊生坐下。劉俊生看著焦裕祿蠟黃消瘦的面孔，看著他說話少氣無力的緩慢情景，很難過。一個多月不見面，焦書記怎么變成這個模樣？

焦裕祿說：“我想問問……咱縣除‘三害’斗爭那組稿子……報社發不發？”劉俊生回答：“這次，我到報社送稿，專門問了這件事。總編室的同志告訴我：‘蘭考的專版，暫時不發了’……”

焦裕祿聽后，表情凝滯，用低沉的聲調一句一停地說：“這說明，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好……發不發，這是省委的事，報社的事……發了，對我們是個鼓舞；不發，對我們是個鞭策……”

焦裕祿沉默了一陣后，又把話題轉到另一方面：“前幾天，一連刮了幾場大風……又下了一場大雨……沙區的麥子打毀了沒有？洼地的秋苗淹了沒有？”劉俊生告訴他：“咱縣封的沙丘，挖的河道，真正起作用了，連沙丘旁的麥子都沒有打死，長得很好。洼地的秋苗也沒有淹……”

焦裕祿問：“老韓陵的泡桐栽了多少？”劉俊生高興地告訴他：“林場里育的桐苗，全都栽上了，都發出了嫩綠的新芽，看樣子都成活了。”

焦裕祿又問：“秦寨鹽堿地上的麥子咋樣？”劉俊生說：“我剛從那里采訪回來，群眾看到深翻壓堿后種的小麥，都高興透了，形容說：今年的小麥長得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樣，這邊一推，那邊動彈，鉆進一只老鼠都跑不出來……”

由于問話太多，太激動，太疲勞，焦裕祿竟然昏迷了過去。等他醒來，一把拉住身邊的劉俊生的手，說：“剛才，我做了一個夢，夢見蘭考的小麥豐收了。你這次回去，一定請人捎一把秦寨堿地上的麥穗來，叫我看一看。”劉俊生點頭稱是。

這時，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端著一碗面湯走來……接著，一位護士拿著針管走來……趙文選拉了拉劉俊生的衣角，劉俊生領會了他的意思，只好和焦書記中斷談話，說了聲：“焦書記，您休息吧！我走了。愿您早點康復！我們在蘭考等您！”焦裕祿緩緩揮揮手……

“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

焦裕祿的病情進一步惡化。在這種情況下，蘭考縣委副書記張欽禮匆匆趕到鄭州探望他。焦裕祿用他那干瘦的手握著張欽禮，兩只失神的眼睛充滿深情地望著他，問：“我的病咋樣？為什么醫生不肯告訴我呢？”張欽禮看到焦裕祿在全力克制自己劇烈的肝痛，一粒粒黃豆大的冷汗珠時時從他額頭上浸出來。

焦裕祿一連追問了幾次，張欽禮最后不得不告訴他說：“這是組織上的決定。”

聽了這句話，焦裕祿點了點頭，鎮定地說道：“呵，那我明白了……”

隔了一會兒，焦裕祿從懷里掏出一張自己的照片，顫抖地交給張欽禮，然后說道：“現在有句話我不能不向你說了，回去對同志們說，我不行了，你們要領導蘭考人民堅決地斗爭下去。黨相信我們，派我們去領導，我們是有信心的。我們是災區，我死了，不要多花錢。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張欽禮再也無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著焦裕祿，鼻子一酸，幾乎哭出聲來……

不久，醫院連續兩次發出了病危通知。河南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張建民和省委副秘書長苗化銘、開封地委組織部長王向明趕到醫院看望他，他已處在了昏迷與搶救之中。

在昏迷中蘇醒后，焦裕祿意識到自己的時間不會有多少了，便嚴肅認真而又溫和地告訴醫護人員：“不要給我使用那么貴重的藥了，應該留給比我更需要的、更有希望的同志。”

臨終前幾天，焦裕祿從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塊手表交給焦守鳳說：“小梅，爸爸沒讓你繼續讀書，也沒給你安排一個好工作，爸爸對不起你。這塊舊手表是爸爸用過的，送給你作個紀念。你要好好工作……按時上下班。”焦守鳳哽咽著說不出話。于是，焦裕祿將目光轉向妻子，囑咐妻子不要向上級伸手。

焦裕祿隨后，又對焦守鳳說：“小梅，你們姊妹幾個，數你大……是大姐姐……以后要聽媽媽的話，幫助她……帶好弟弟妹妹。家里的那套《毛澤東選集》，也作為送你的禮物……那里邊毛主席會告訴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后來，這塊手表與這套《毛澤東選集》成為紀念館的重要藏品。

1964年5月14日9時45分，因患肝癌晚期而不治的焦裕祿與世長辭，終年4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