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騎車下鄉

3月21日，焦裕祿和縣委辦公室干部張思義騎自行車去三義寨公社檢查有關工作的落實情況。誰也沒有想到，這是他最后一次騎車下鄉。

焦裕祿看著路邊的每一行樹木、每一道溝渠、每一片莊稼，都露出愛戀的神情，像老人看著可愛的孩子。在一個上坡的地方，他蹬自行車實在上不去了，便下車蹲在了地上，以手撫肝。張思義建議：“你的身體的確不行，我們還是先回去吧！”

突然，焦裕祿站了起來，推起車子向前走去：“事情等著我們去辦！”他沒有更多的解釋。張思義語言直率：“焦書記，你的病很重了，萬一出了問題……蘭考人民需要你，根治‘三害’的工作需要你……”焦裕祿聽后，笑了起來：“我一個人能有那么大的能耐？黨和36萬蘭考人民才是改變災區面貌的力量嘛！再說我這病，我就不信治不好！”

他們好不容易來到了三義寨公社，公社書記看到他臉色不對，明知他的病又犯了，卻不敢說病，只說不忙談工作，請他先休息一下。焦裕祿不容商量地說道：“我不是來休息的，還是先談你們的情況吧！”

公社書記只得開始匯報。焦裕祿氣喘吁吁地記筆錄，字寫得歪歪扭扭，筆在手中掉下了幾次。所有的人都看不下去了，齊聲相勸。焦裕祿卻站起來，執意要到下邊去看看。

剛剛走出了大門，一陣強烈的疼痛襲來，幾乎使他昏倒在地。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回縣城治療。

可是，百忙中的他只要肝痛減緩，就要東奔西走，根本不能按時到醫院打針。為了不使治療過程中斷，醫院安排一位上下班經過縣委的護士順便為他打針。他又意識到這是享受了特權，注射了兩次之后，他便堅決謝絕了這個“特殊照顧”。終于，這個忘我的人被強行送往醫院。醫生的診斷是客觀的：病情嚴重，必須立即轉院治療。

3月22日，縣委決定于當日12點鐘，派人護送焦裕祿去開封治病。但是，焦裕祿改變了這一日程，他詳細地部署了縣委的工作，找這個同志談談，找那個同志問問，忙了整整一天。晚上，他躺上了床。開始面對墻壁“過電影”，明天將要離開蘭考，是生離？是死別？他自有感覺。

在蘭考的最后一夜———在肝疼難忍之時，在兒女熟睡、妻子準備入院諸物之時，他披衣而起，奮筆疾書。在總題目《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書于稿紙頂端之后，又列下了4個小標題或提要：一、設想不等于現實。二、一個落后地區的改變，首先是領導思想的改變。領導思想不改變，外地的經驗學不進去，本地的經驗總結不出來，先進的事物看不見。三、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四、精神原子彈——精神變物質。

寫著寫著，肝又疼起來了，無論是茶缸蓋、雞毛撣、鋼筆管的頂壓都無濟于事，寫作實在無法繼續下去……

有關《河南日報》的專版寫作任務落實后，大家都積極深入基層，開展了采訪和寫作活動。不多久，幾位通訊員把各自的稿件送到劉俊生手中。

3月23日上午，劉俊生得知焦書記要去外地治病。于是，拿著稿件趕到書記的辦公室——一是請焦書記再審閱一下所收上來的這些稿子，二是看他的文章寫好了沒有。

劉俊生走進他的辦公室時，只見焦裕祿正伏在桌子上，左手拿著一個茶杯頂著疼痛的肝部，右手執筆在寫文章。他見劉俊生來到跟前，放下手中的筆，側著身子對劉俊生說：“俊生呀！看樣子，這篇文章我完不成了。我的病越來越嚴重，肝部這一塊硬得很，疼得支持不住……”劉俊生看著他那清瘦的臉色，望著他那因肝部陣痛時時顫抖的身體，又瞅見他為了壓迫止疼肝部把藤椅頂出的那個大窟窿……為難地問：“那怎么辦？”焦裕祿交代說：“你先把寫好的稿子給河南日報社送去……我的文章讓張欽禮書記寫吧！”

劉俊生呆呆地望著桌子上鋪開的稿紙，上面寫著文章的題目《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下面有4個小標題或提要。劉俊生清楚，這篇文章凝結著焦書記的心血，充滿著焦書記對蘭考人民的無限熱愛。可是，焦書記剛剛開了個頭，病魔就硬逼著他放下了手中的筆。

當天，成群的蘭考縣委機關干部、群眾都來給外出治病的焦書記送行。焦裕祿謝絕了那輛美式舊吉普車護送，也謝絕了架子車、自行車的載送，而是氣喘吁吁地彎著腰，緩慢地走向火車站。他努力地揮揮手，勸同志們回去，不要遠送。

臨上車之前，焦裕祿把除“三害”辦公室主任卓興隆叫到面前，以深沉的低聲一字一頓地說道：“除‘三害’是蘭考36萬人民的迫切要求，是黨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你一定要領導群眾做好！我看好病回來的時候，還要聽你全面匯報除‘三害’的進展情況呢！”卓興隆噙淚頻頻點頭。

這一走，竟是永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