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攻堅】

前不久，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朱南村農民鄭貴文收到了來自村旅游公司的第二筆分紅。一年前，鄭貴文以自己4間年久失修的老屋入股朱南村旅游公司，通過資產收益扶貧當年就實現了脫貧。

作為一種扶貧模式的創新，資產收益扶貧仍處于探索時期。如何完善機制，創新模式，確保貧困戶真正從改革中獲益？對此，記者進行了一線調研。

資產收益扶貧實現“三變”

初春的朱南村山巒起伏，峰谷相連，百年杏園杏花綻放，傳統村落錯落有致，吸引著游客紛至沓來。

對于山區的貧困戶來說，石板屋是他們唯一的資產，而具有濃郁山村鄉俗民情的傳統村落、漫山遍野的百年杏林等生態資源，卻是城里人夢寐以求的返璞歸真之處。

為做活“靠山吃山”文章，朱南村將100萬元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作為股金注冊成立了“杏山新廬旅游有限公司”，其中70萬元折股量化給264戶貧困戶，剩余30萬元折股量化給村集體。村民以閑置的老舊房屋入股并獲得分紅，實現了共享旅游發展成果的目標。

“貧困戶的這部分股份負盈不負虧，保底收益按照所持有量化資金的10%確定，實際收益超過保底部分，按照實際收益確定。”淄博市博山區朱南村黨支部書記鄭玉池告訴記者。

“這種資產收益扶貧模式源自基層的原創，是淄博市全面深化改革惠民生的一個生動體現。”淄博市委秘書長、改革辦主任尚龍江介紹，在改革中，把扶貧資金與村集體資產資源、農戶閑置資產及民間資本捆綁，走出了一條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貧困戶變股民的“三變”新路徑。

除了淄博，資產收益扶貧模式正在我國多地展開實踐。“這種模式通過股權紐帶，把貧困人口與資源開發企業、村集體等組織連接起來，建立利益緊密聯結機制，調動各方積極性。”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馬慶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