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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把一些政府機關遷移到二三線城市可緩解高房價
避免房地產泡沫破滅需要大變化
如果要避免房地產的破滅,就必須有傷筋動骨的變化。一旦房地產泡沫破滅,那么傷筋動骨的不僅僅是房地產市場本身了,而很可能是整個中國社會。一些觀察家已經指出,越來越高的房價已經使得一些社會群體,尤其是年輕人群體有一些不穩定的情緒。人人需要住房,當人們看不到希望的時候,這種情緒的產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國房地產今天所面臨的困境,并不是房地產本身的問題,而是城市體制問題,是城市化模式問題,房地產病只是中國城市化模式的一個反映而已。
目前優質資源高度集中在幾個大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在優質資源高度集中的情況下,所有意在促進社會進步的改革顯得“違反”人性,從而變得無效,甚至失敗。
這種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因為一線城市太大了,人太多了,需要減少人口,因此很多城市都在出臺驅趕沒有城市居住權的人(往往是農民工和窮人)的政策,但問題在于窮人最需要交通便利、能夠找得到工作的城市。例如,城市的醫院太擁擠了,但問題在于只有在城市才能找到好醫院、好醫生,老百姓為了一條命而到城市找醫院和醫生是人性所趨。例如,城市里的學區房盡管已經太貴了,但房價還是拼命往上漲,這只是因為城市的學校太好了,人們只有把自己的小孩送入這些學校,才會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事實上也如此。這些年來,國家的優質資源源源不斷地流向大城市,而很多二三線城市則得不到應當有的資源,更不用說是鄉鎮了。大城市越來越富,中小城市越來越窮,城市間的差異,便是利益在不同社會階層的差異的反映。
如果這個邏輯不改變,那么結果必然是整個國家的發展會變成幾個大城市的發展,即圍繞著北、上、廣、深幾個大城市。實際上,這也正是有關部門、專家學者所設計的發展模式,即大城市群模式。如前面所說,大城市盡管已經過大,仍然繼續在擴張,城市的擴張已經變得不可控制。
房地產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嚴重失衡
中央政府已經注意到了房地產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嚴重失衡,現在在努力改變這個失衡。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樣,房地產問題并非房地產本身所引起,而是中國的城市化模式所致。因此,通過管控房地產(例如限購)已經不足以實現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的平衡,更不足以促成社會均衡的進步。現在解決問題的思路仍然是房地產本身,而沒有把房地產置于城市化模式中來考量,因此所出臺的舉措遠遠不夠。要改變房地產的嚴峻形勢,必須做一些大的改革舉措。有幾個改革舉措可以考量。
第一,實現“新三線計劃”,把優質資源分散到二三線城市。大城市集中了過多的優質資源,不僅已經造成了巨大的浪費,而且使得改革不可能。政府先行,要把一些政府機構搬到二三線城市。這方面,中國可以利用“官本位”文化影響,政府機構走到哪里,優質資源就會跟隨到哪里。
一些大型國有企業也可以搬離大城市,走向二三線城市。優質的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機構可以在二三線城市設置分支機構,總部留在城市以減少阻力,但總部定期派優質專業人才去二三線城市工作,就如同政府內部的干部交流制度那樣。
第二,實現“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二三線的很多城市面臨著嚴峻的房地產泡沫,而越來越多的大城市年輕人沒有居所。為什么不可以實現“居者有其屋”呢?在優質資源逐漸流向二三線城市的同時,通過“居者有其屋”政策鼓勵和吸引年輕人到那里進行就業、創業。這樣,既可以避免大量的人才留在大城市所造成的浪費,也可以促進二三線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二三線城市社會政策的改進。隨著優質資源分散到二三線城市,那里的社會政策也可以跟進。例如,隨著老齡化社會的來臨,可以在二三線城市建設更多的醫院、養老院等。各類學校、體育設施、文化娛樂設施等也可以跟進建設。
第四,加快小城鎮建設和農村的現代化。要考慮到,即使中國的城市化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即70%的水平,也仍然會有5億多人口生活在農村。要避免這個龐大的群體“包圍”城市,對城市構成不可承受的壓力,那么就不可以忽視農村建設。
而且,因為教育的擴張和農民工這個特殊階層的形成,今天的農民已經不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傳統農民,而是具有和城市居民同樣權利觀念的新農民。如果忽視了這個群體的權利觀,那么將會是巨大的錯誤。因此,小城鎮建設和農村的現代化成為必須,這個過程既可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可以為政治和社會的穩定打下基礎。
編輯:梁霄
關鍵詞:鄭永年 政府機關 高房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