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商業航天風生水起。國際上，擁有龍飛船和獵鷹九號火箭的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在商業航天方面的動作令人關注。國內，航天科工火箭技術有限公司和中國長征火箭有限公司去年相繼成立，還有近10家新成立的民營商業航天企業，這標志著我國商業航天正迎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

我國商業航天如何更好更快地發展？政府主管部門究竟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角色？日前，國家航天局秘書長田玉龍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發展商業航天有利于航天強國建設

航天科技屬于高科技領域，當技術和產業成熟到一定程度，商業航天就會蓬勃發展。以衛星產業為例，數據顯示，從2006年至2015年，全球衛星產業產值翻了一番，2015年全球航天產業產值達3353億美元，其中衛星產業產值為2083億美元。“同樣，我國衛星應用產業迅速發展，截至目前，我國衛星應用產業年產值已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田玉龍表示。

在田玉龍看來，我國商業航天正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遇。首先，經過60多年的積累，我國商業航天發展已有強大的工業基礎作為后盾。此外，還初步形成了一定的政策基礎。國務院于2014年發布《國務院關于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商業航天；《2016中國的航天》白皮書提出，鼓勵引導民間資本和社會力量有序參與航天科研生產、空間基礎設施建設等航天活動。“商業航天發展政策可概括為兩個詞：‘鼓勵’‘有序’。”田玉龍表示。

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已經擁有了比較豐富的實踐探索經驗。田玉龍介紹，在運載火箭方面，我國從事商業火箭研制的公司有4至5家；在商業衛星方面，相關公司有二十一世紀空間技術應用股份有限公司、長春衛星技術有限公司、北京四維商遙航天科技有限公司等數十家。

“我們建設航天強國，不僅航天科技要強，航天產業更要強。”田玉龍比喻，如果說我們的航天技術是一粒種子，那么開花結果還需要靠產業化應用，“航天事業要走得更遠、飛得更高、落得更實，就要打通高科技與經濟社會的通道，相互支撐，因此商業航天意義重大”。

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商業航天發展模式

在商業航天逐漸發展壯大的同時，也經歷著巨大的風險和挑戰。2014年，美國“安塔瑞斯-130”火箭搭載“天鵝座”飛船發射時發生爆炸；2016年，美國獵鷹九號火箭發射時發生爆炸。

“從商業航天發生的一連串事故來看，一味追求‘低成本’的商業航天之路仍面臨著諸多挑戰。”田玉龍表示，一方面，商業航天有很多不確定性，私營航天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要始終以確保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為首要前提，要關注商業利益和自身發展，更要尊重航天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在商業利益和技術風險之間找到最精確的平衡點。

另外，航天行業的管理已有比較完善的規章制度，如衛星發射上天需要辦理發射許可、空間無線電臺執照；衛星退役后要進行離軌處置等。“從事商業航天的相關企業需進一步了解相關政策法規，保證參與航天活動時不違法、不違規。”田玉龍提醒。

除了談及商業航天發展的風險問題，田玉龍還著重談到了我國商業航天的發展模式。“我國商業航天發展模式目前仍然在探索當中，主要有三種形式。”田玉龍說，政府支持現有的航天基礎設施面向社會服務，也就是航天商業化，這第一種也是最主要的，比如通信衛星、遙感衛星、導航衛星的應用。第二種是政府和市場主體一起發展航天產業。“最近，我們聯合財政部一起針對一顆衛星搞試點，政府和企業各出一半的錢，共同發射衛星，衛星由企業來運營，政府采購數據，這種創新托管模式節約了政府的資金，效益更好。”第三種是純民營投入，這是發展的潮流。“這三種模式都要繼續探索，結合起來發揮各自的優勢，我們要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商業航天發展之路。”田玉龍表示。

營造規范有序的航天發展環境

良好的法治環境是航天發展，特別是太空經濟發展的根本保障。

田玉龍介紹，自2014年以來，《航天法》正式列入國務院立法計劃。目前已成立了由20多個部門組成的《航天法》草案編制領導小組，在《航天法》草案中，已將引導和鼓勵商業航天發展的相關內容納入主要章節，“爭取今年完成草案的編制，通過法律制度創新，破除一切束縛商業航天生產力發展的桎梏”。

商業航天發展除了需要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還需要成本優化的融資環境、互利共贏的開放環境。“相對于其他行業，航天領域投資具有周期長、風險大等特點，要通過金融創新，為投資者提供保險、融資等方面的保障。”田玉龍說，航天科技集團和航天科工集團作為商業航天的“國家隊”，實力雄厚，要加強跟航天民營企業的合作，在衛星研制、商業發射等業務方面，在人才、設備設施等方面多給民營企業提供支持。

商業航天發展，對內開放遠遠不夠，還要加強“走出去”。田玉龍表示，中國航天要積極落實“一帶一路”戰略，加快實施“一帶一路空間信息走廊建設與應用工程”“北斗導航應用推廣工程”，努力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空間信息互聯互通，促進空間信息應用惠益各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