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民事權利的確認和保護是民法典的核心任務，正是在該意義上，民法典有時被人們稱為“權利法典”

歷時9個月，3月8日，民法總則草案亮相全國兩會。3月15日上午9時，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閉幕會，民法總則草案表決通過。根據計劃，全部民法典的編纂工作預計將于2020年完成。

民法典的編纂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所確定的一項立法任務，也是一項政治任務，是一件必須要完成、而且要及時高質完成的立法工作的百年大計、世紀偉業。而制定民法總則，是編纂民法典的關鍵一步，也是為將來出臺中國特色的民法典奠定基礎、確定基調、搭建框架、勾勒體系、設定原則的重要前提。將來民法典怎么樣，關鍵就看民法總則這個起跑線上的動作完成得怎么樣。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形成，但對于最為基礎的民法來說，卻還存在一個缺憾，就是目前的民法很不成體系，既有概括性、原則性較強的民法通則，也有諸如合同法、擔保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等等之類的民事單行法或部門法，各種法律之間有時會有沖突之處，有時會有重復之處，法律規則之間不夠和諧協調，這不僅為法院處理案件帶來困惑，致使適用法律產生沖突，作出的裁判當事人不滿意，社會效果受到影響，而且普通百姓也有時會感到無所適從，難以確定自己的行為預期，影響了其從事民事活動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制定民法總則，從而在此基礎上制定民法典，就有利于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進一步趨于完善，使依法治國更有保障。

制定民法總則，是完善公民民事權利體系，確保公民享有充分民事權利的需要。對民事權利的確認和保護是民法典的核心任務，正是在該意義上，民法典有時被人們稱為“權利法典”。我國民法通則被海外學者譽為“中國的民事權利宣言”，而在該基礎上所形成的民法總則則被學界稱為“民事權利宣言的升級版”，因為民法總則增加了諸多富于時代特征的權利類型和權利客體，反映了我國民事權利保護的立法進步。

制定民法總則，是為法院處理民商事糾紛提供一套完善的裁判標準的需要，也是深入推進司法改革，消除同案不同判，提升司法公信力，強化司法權威的需要。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有一個問題始終受到人們的熱議和詬病，這就是所謂的“同案不同判”和“同命不同價”。這種情況的出現嚴重影響了司法公信力和司法的嚴肅性。而這種情況的出現，與我國缺乏一部科學嚴謹的民法典有一定關聯。

在筆者看來，民法總則草案亮點眾多。

第一，胎兒利益的保護受到高度關注。現實中，對胎兒利益的保護，法院的做法有時會截然相反。草案第15條在繼承法規定的基礎上明確: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的保護,胎兒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但是,胎兒出生時為死體的,其民事權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第二，非法人組織成為新的民事主體。民法總則草案草案第101條規定，非法人組織是不具有法人資格，但是依法能夠以自己的名義從事民事活動的組織。這種規定，就改變了民法通則僅規定兩類民事主體——自然人和法人的立法模式，變成了三大主體，這既反映了時代的進步，也反映了立法的進步。

第三，適度降低未成年人的年齡標準更有利于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民法總則草案則將民法通則規定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下限標準,從“十周歲”降到“六周歲”。為什么要降低未成年人的限制民事能力年齡？就是因為現在六周歲小孩兒所知道的東西遠遠多于以前同齡孩子的認知，再加上現在學生上學的最低年齡也確定為6周歲，他們具備有一定的辨別和判斷能力，應當有權獨立進行一些民事法律行為。這樣的調整，有利于更好地保護兒童的利益。

第四，從數個角度完善了監護制度，更加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殘疾人、失能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針對實踐中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等被監護人合法權益時有發生的情況，草案規定，法院可以根據申請撤銷監護人的資格、依法指定新監護人，并對提起撤銷監護訴訟的主體、適用情形、監護人資格的恢復等作了明確規定。鑒于單位缺乏履行監護職責的意愿和能力，草案規定：法律規定的有關組織可以擔任監護人，取消了單位充當監護人的規定。

第五，將網絡虛擬財產和數據信息寫入民法總則，與時俱進地完善了公民的權利體系，擴大了對公民財產權利保護的范圍。對網絡虛擬財產、數據信息權利的明確，這意味著從此往后，QQ幣、網游裝備等等，都將受到法律保護。

第六，訴訟時效由兩年變三年，更有利于公民維權。近年來，社會生活發生深刻變化，交易方式與類型也不斷創新,權利義務關系更趨復雜。司法實踐中普遍反映，要求權利人在二年訴訟時效期間內行使權利顯得過短，有必要適當延長。據此,草案將二年的訴訟時效延長至三年。

第七，生態保護責任是每個人行使民事權利時所必須肩負的公共責任。民法總則草案133條對此的規定，就要求公民在享有和行使財產權利的同時，承擔起必要的維護環境、保護生態的義務和責任。

第八，企業應當承擔社會責任。民法總則草案第83條就此的規定，要求企業在商業運作中必須考慮可持續發展的想法，企業除了考慮自身的財政和經營狀況外，也要加入其對社會和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的考量，主要體現在企業對社會保障、就業、環保、公益事業等的關注和參與等方面。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