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量數據帶來監管難題

早在去年４月，文化部就查處了２６個網絡表演平臺，關停４０００多個涉嫌嚴重違規的表演房間。此后，《關于加強網絡視聽節目直播服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和《網絡表演經營活動管理辦法》相繼出臺，明確了平臺持證經營、行業黑名單和主播實名制等制度，開出表演內容“負面清單”，網絡直播進入全面監管時代。

然而盡管對網絡直播進行了嚴格的監管，大量低俗內容和錯誤價值導向內容依然以不同的形式在直播平臺上存在著。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匡文波認為是海量數據帶來了監管難度。“直播平臺給每個人都提供了一個表演的平臺，直播平臺上就產生了海量的數據，而對如此海量的視頻數據進行監管難度極大，這就給了一些人可乘之機。”

短視頻社交平臺快手的相關負責人向記者表示，目前快手已經建立了內部監管機制并組建了近千人的團隊，保持每天２４小時不間斷的機器和人工監管，對查實播出不良或違規內容的用戶，根據違規級別進行懲罰。

同樣，直播平臺映客方面也表示，映客已經建立超過千人的內容監管團隊。他們表示，網絡直播畫面稍縱即逝，造成了對違規內容的取證難題，映客正通過設立內容樣本庫、圖像大數據識別、敏感詞過濾機制等技術手段進行應對。

上海社會科學院互聯網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李易分析到，網絡直播是典型的眼球經濟，直播平臺回饋投資方的重要方式就是網絡流量。因此，一些平臺、主播為了獲得獲取流量、獲得打賞就靠博出位、尋刺激的方式來吸引眼球。

多方聯動方是長久計

匡文波認為，面對直播平臺的監管難問題，應該探索政府、直播平臺、用戶三方互動、共同管理的監管機制。他表示，政府部門在組織執法過程中更應該注重執法形成的威懾效果，重點打擊情節惡劣的違規表演、直播行為。

網民“浩源ＬＥＥ”建議創新監管手段，鼓勵網民參與監督。平臺可以在直播界面增設錄音、錄像和截圖等快捷功能，方便網民及時取證和舉報，同時加大對網民舉報的獎勵力度。

另外，一些中小學教師則向記者反映，大部分直播平臺未對用戶年齡設限，但很多直播內容并不適合未成年人觀看。他們都建議對觀眾群體進行審核，限制注冊年齡或對未成年人設置觀看權限。

李易認為，企業在創新的同時也應提高自我要求，不僅承擔法律責任和經濟責任，還要有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意識，主動運用技術手段布局監管。

“盡管網絡直播行業在發展中遇到了種種問題，但只要能夠完善監管機制，網絡直播行業的前景依然一片光明。”匡文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