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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曉輝:根據地救災為抗戰勝利提供保障

2017年02月28日 09:13 | 作者:唐曉輝 |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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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45年全面抗戰期間,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在華北、華中、華南和西北等地先后建立19個敵后抗日根據地。這些根據地自然環境惡劣,水、旱、蝗、冰雹、霜凍等自然災害頻繁襲擾。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軍事斗爭的同時,也一直與自然災害進行艱苦斗爭,形成了政府主導、黨政軍民全體參與、以發展生產為核心的救災防災新模式,既戰勝了自然災害,又為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采取多種形式進行救災

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救災過程中,進行了高效的社會動員,在最大范圍內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特別是廣大農民群眾參與生產救災,確保生產自救運動發揮更大效用。

為保證救災工作順利開展,根據地成立了各級賑災委員會,各級黨組織成為動員組織民眾參與救災的核心。因連年荒歉,陜甘寧邊區于1938年9月成立邊區賑濟委員會。1940年3月,邊區黨委和政府發出《關于賑濟工作的決定》,要求各縣成立賑濟委員會,以縣委書記或縣長為主任委員,負責領導與推動賑務進行。1941年底至1942年,旱荒肆虐華北,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決定將救災作為中心工作,成立各級救災委員會,統一領導,集中力量開展救災運動,各級黨委和支部展開救災工作的討論和具體部署,各種群團組織成為政府救災動員的有力幫手,各個系統的宣傳隊、慰問團普遍開展救災的宣傳解釋慰問工作,形成救災動員的聯動機制。

陜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等抗日根據地采取減免民眾負擔、妥善安插災民、發放急賑錢糧、提供無息或低息生產貸款、以合作社形式組織災區民眾開展運輸和紡織運動等多種救災舉措,始終把民眾利益放在首位,既解決了度荒難題,又極大地凝聚了民心,調動了群眾抗災救災的積極性,使救災成為“偉大的群眾運動”。太行區政府在1943—1944年救災中,減免公糧140500石,發放各種救災貸款2000萬元。陜甘寧邊區政府在1939—1942年間,撥付救濟糧7227.4石、救濟款809746.8元。晉察冀邊區通過合作社組織根據地婦女開展紡織運動,不僅為當地災民謀了福利,還吸引了敵占區居民。河北省易縣某區雖然遭遇旱災,但無一人逃荒。而在敵人據點附近的居民,因不甘受敵欺壓,紛紛移往縣聯社所駐村莊附近,靠參加紡織維持生活。

在救災工作中,根據地采取組織動員、典型示范、物質動員、精神鼓勵、文藝動員等多種形式,激發和鼓舞社會各階層民眾特別是農民群眾的抗災斗志和生產自救的熱情。太行區遭遇旱災后,政府號召大生產、訂計劃、度災荒,人民劇團把各村訂計劃的辦法寫成快板,舉行公演。1943年11月26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同時舉行勞動英雄大會及生產展覽會,3萬多群眾參加,200多名勞動英雄受獎。12月9日,毛澤東參觀生產展覽會后,還接見了17位勞動英雄,鼓勵他們在群眾中廣泛宣傳自己的生產經驗。在勞動英雄的感召下,昔日游手好閑的“二流子”也主動投身于大生產行列。晉察冀邊區為鼓勵捕蝗,實行獎勵的辦法,如河北省靈壽縣規定:每挖蝗卵一斤,獎小米五斤。太行區以開展剿蝗競賽、獎勵剿蝗有成績的干部、給打蝗群眾借糧、用打下的蝗蟲換取糧食等方式,推進剿蝗運動。據不完全統計,太行區參加掘卵、打蝗、捕蝗的群眾按日工計算有1000萬人次以上。

政府主導是救災勝利的根本

敵后抗日根據地雖然經濟、科技水平落后,資源有限,民眾的文化教育水平偏低,但由于政府對根據地的物質資源和整個社會運轉的有效控制,使得自然災害一旦發生,政府即可以非常手段對有限的資源進行統一管制、統一調配、統一利用,從而能夠在艱苦窘迫的戰爭環境中集中力量救治災荒,使社會盡快走上正軌。

糧食是災后最短缺和最急需的物品,政府對糧食的調控能力對救災成效具有決定性影響。釀酒和制糖是陜甘寧邊區民間傳統手工業,據不完全統計,全面抗戰時期,邊區有大小酒坊250余處,每年消耗糧食10萬石以上。邊區政府曾多次發布訓令、布告和法律條例,禁止糧食出境,嚴禁蒸酒熬糖,“如有故犯,一經查獲,糧食全部沒收,人另懲辦”。冀中在1939年夏秋大水后,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政府共動員62萬人參加平原調劑山地的運糧斗爭,完成1900萬斤糧食的運輸。太行區素有“東人吃西米”的傳統,糧價東貴西賤,貨幣比價則是東高西低。全面抗戰爆發后,這個特征更加顯著。1942、1943年旱災發生后,太行區政府利用糧價和幣值的差額,集中于西線購糧,到1943年4月,完成購糧210200石,超過原計劃的40%。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太行區將12萬石糧食調劑給敵占區和游擊區的災民,以換回必需品,調劑根據地災區糧食共89133石,本地零星調劑6657石,總計95790石,為保障災區人民度過災荒起了重要作用。

各根據地安置、安插災民的舉措,體現了政府對社會的強大控制能力。一旦遭遇天災,災民流動勢不可免,根據地政府即出臺相應的災民安置和流動辦法。太行區曾規定,非災區安置災民的數目應為當地居民數的3%。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太行區安置災民最多時達到3萬余人。為組織災民遷移,太行區還在沿途設置很多招待站,每三四十里設置一個。安置災民的地區,則組織災民參加各種生產,介紹各種職業,發給必要的食物,吸收他們參加政治教育活動,使他們享受村民應有的權利。一位來自敵占區的災民感動地說:“根據地是另一個新世界。”陜甘寧邊區為妥善安置來自邊區內外的難民,成立難民收容所,創辦難民工廠等。1940年起,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法規,對難民的移入和安置作出明確規定,使難民的移入工作更加有組織、有計劃。1941—1944年,陜甘寧邊區共安置來自邊區內外的難民85815人,使其很快融入邊區社會生活中,促進了邊區經濟建設的發展。

編輯:邢賀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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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唐曉輝 根據地救災 抗戰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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