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東西都變得好慢，她感覺自己有無窮無盡的能量，但是不知道怎么消耗，經常在床上一坐就是一整天，臉上的淚痕幾乎沒有干過，隨時都在跟自己說“你要完蛋了”。

樹洞中經常有人留下這樣的問題：為什么是我得了抑郁癥，不是別人？為什么是我要承受這樣的痛苦？

沒生病時，他們都曾用力地追求著夢想。江涵就讀于國內一所知名大學，是校舞蹈團的骨干。戴勝寫了一手好字，畫畫得了很多獎。何凝的夢想是當一名記者。

但是因為患病，這些人不得不在自己最美好的年華按下了暫停鍵。有的時候，這個按鍵再也沒能彈起。

何凝孤獨得像“避雷針”一樣，走在天橋上，有跳下去的想法，她在樹洞中寫：“生活太難了。”而自殺未遂5次的戴勝寫的是：“活著就是惡心。”

這些語言上的共同點引起了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計算網絡心理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朱廷劭的關注。他給自己的系統起名“心理地圖”。而這個集中了“抑郁”“痛苦”“死亡”等關鍵詞的微博賬號，是地圖上一塊重要的領地。長久以來，他在密密的叢林后面，靜悄悄地觀察著這個樹洞。

他在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不同自殺可能性的用戶在微博行為和語言表達上存在差異。“高自殺可能性用戶與其他用戶相比社交活躍度低，夜間更活躍，關注別人更少，使用更多表達否定、死亡的詞語，使用更少指向未來的詞語。”

根據朱廷劭的調查結果，樹洞中的用戶平均年齡為21歲，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大專和大學。“這一階段的年輕人，常常面對愛情失敗、工作不順、家庭生活矛盾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內容在評論中均有體現。”

江涵就曾踩在這樣的生死線上。一次，她父母接到了學校打來的電話，被告知他們的女兒“可能已經不在了”。剛從死亡邊緣被拉回來的江涵與父母相處了痛苦的一周。她不說話，整天躺在床上。

父母對她這種表現很生氣，讓她看《弟子規》。他們覺得是女兒的品德出了問題。

可是就連江涵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她只知道自己“變了”。

能愛，能工作。這是弗洛伊德對心理健康的定義。而對于抑郁癥患者來說，這兩種能力都決絕地陷入了停擺。

在他們眼里，抑郁的反義詞不是高興，而是活力。

“原來不是我錯了，是我病了”

如今，社會對抑郁癥一無所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百度抑郁癥吧吧主齊衡弈第一次見到抑郁癥患者時，是在上個世紀末的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當時滿大廳的病患大多已經失去意識或者行為能力，需要家屬抬著才能來就醫。那個時候，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認知里，抑郁癥還算不上是一種“病”，只有癥狀嚴重到一定程度，才會送到醫院。

去年，當他再次踏入一家精神病專科醫院的抑郁門診時，周遭的人都安安靜靜，神色正常。近20年來，他欣喜地發現，抑郁癥作為一種疾病在公眾的意識里逐漸得到承認。

但是當這種疾病真正降臨在一個個具體而微的家庭時，家人的第一反應依然是徹底地否定。

第一次患病時，痛苦反復波動了一年之后，江涵才開始意識到自己可能得了抑郁癥。2011年12月，她在翻看一項課程資料的時候，發現了一本書，上面描述的抑郁癥癥狀跟自己極其相似。她痛哭了一中午，當即決定去醫院。

確診之后，江涵突然覺得無比輕松，她在醫院的衛生間大哭了一場。

她被告知，抑郁癥不是簡單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種心境的持續低落，通常癥狀需要持續超過兩周以上才能夠被確診。

她還被告知，關于抑郁癥的發病原因，醫學界至今無法給出一個準確的解釋。

第六版《精神病學》對抑郁癥發病原因的敘述為：病因不明，病理不清。各種發病原因的假說多達6種以上，包括遺傳、內分泌變化、炎性反應等等。

所有困擾、蠶食自己的疑惑，終于在這一刻讓江涵有了答案：“原來不是我錯了，是我病了。”

江涵拿起電話激動地撥出了所有熟悉的號碼，她想告訴對方，自己所有令人恐懼的變化原來是因為生病。但電話那頭的回應讓她重新墮入了黑暗。

“都是你自己作出來的。”父母說。幾乎身邊所有的朋友都覺得，她的“不開心”根本不是“病”。

戴勝的經歷也如此。有人說，“沒事的，生活很美好的啊” “抑郁癥是什么，神經病嗎”“我就不明白了你有吃有喝的怎么還抑郁了”“沒事找事吧，想開點就行了”“你就是青春期而已”“很正常的失眠，過幾天就好了”“你不就是不想去學校唄，裝什么裝”“哪有什么抑郁癥，就是吃飽了撐的”。

這些話像錘子一樣敲打著她們本已脆弱的神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