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音，是母親的聲聲呼喚；鄉音，是故鄉的動聽旋律；鄉音，是你我的文化記憶。

在鄉音急劇衰亡的今天，有這樣一群人——他們走村入戶，在田間地頭調查方言文化；他們深入基層，在農家一住就是兩三個月；他們揮汗如雨，在攝錄間采集語言資源……

他們，就是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以下簡稱“語保工程”）的建設者，一群活躍在祖國大江南北的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學者。現在，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稱謂——“語保人”。

記者近日采訪了十余位“語保人”，聽他們講述鄉音背后的故事。

2016年5月18日，鄧玉榮向來賀州學院語言博物館參觀的學生介紹嶺南方言。廖祖平攝/光明圖片

2016年年底，安徽亳州舉辦了我在博物館“畫”方言青少年兒童漫畫大賽作品展，方言與繪畫相結合，培養了青少年對本土文化的興趣。劉勤利攝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2014年6月，廣東東莞文史專家楊寶霖接受莊初升（左）有關木魚歌的訪談。

2016年7月，喬全生（右一）在山西祁縣調查點發音人家里實地考察現場搭建的錄音場所。照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田野里的“口耳之學”

“村里的道路坑坑洼洼，走起來車子如同跳舞，顛得我們幾乎散架，出發前也不敢吃太飽。”語保工程核心專家組成員、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李大勤講述了自己在西藏調查的經歷，“去年7月，因為道路被山洪沖斷，我們到下察隅鎮調查松林話的進程多次被延緩。”

為呈現有特色的漢語方言和民族語言面貌，語保工程調查點大多選擇在較偏僻的地方。與此相伴的，常常是路途艱險、通訊不便、生活艱苦。

語言調查和研究工作是“口耳之學”，“音系的準確定位是難點所在。”語保工程山西首席專家、山西大學教授喬全生介紹道。

因此，語言學者不僅要花費大量時間、全神貫注地聽發音、看口型，反復比字，方能定音；還要與發音人交朋友，“他信任你，才會把一些不想說的東西說給你聽。”李大勤說，“比如打獵的隱語，只告訴朋友。”

對調查過十幾種少數民族語言的李大勤而言，翻山越嶺、與發音人同吃同住，早已是工作常規。然而團隊里的90后研究生，卻因此吃了不少苦，有的同學因為高原反應出現了呼吸困難、流鼻血甚至間歇性暈厥。

相比生活起居和飲食差異帶來的困擾，簡陋的攝錄條件更是巨大挑戰。喬全生記得，在山西省沁縣攝錄時，團隊成員挨個哄院里看門的小狗，“為的是在攝錄時讓小狗別叫”。

為了采錄高品質的音像材料，攝錄的背景噪音不能太大。“大夏天關緊門窗，沒空調，不能開電扇。一天錄下來，衣服都被汗水打濕了好幾次。”經歷過重新錄制語料的語保工程遼寧首席專家崔蒙說，“電腦聲音、窗外車聲、走廊腳步聲等，都會影響音頻質量，如果不巧受到影響，只好重錄。”

用膠帶封堵門縫，用礦泉水瓶凍冰塊降溫，派專人驅趕飛禽走獸，自帶熨斗熨平背景布……專家們創造各種條件防噪、降溫，以保證語料攝錄的質量。

中國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心研究員王莉寧介紹，作為迄今為止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語言資源保護項目，語保工程目前已有631個調查點完成調查，占5年總體規劃1500個點的42%。

豐富性與瀕危性并存

我國有130多種語言、約30種文字。語言多樣性是我國寶貴的文化資源，但當前我國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存在豐富性與瀕危性并存的基本事實。

“找到一個好的發音合作人，調查工作就完成了一大半。”專家表示。這不僅因為語保工程對發音人特別是老年男性發音人祖孫三代的居住地、發音器官的生理狀況等都有嚴格要求。而且，“語言方言的磨損程度和消失速度已遠超我們想象。”西南大學文學院孫紅舉博士介紹，“經常會發現一種方言的典型特征，如發音特點、特殊用詞或獨特語法結構等已經很難在使用這種方言的某幾個人身上較全面地體現出來。”

喬全生也表示，很多方言中的古音、古詞、古義已經在年輕人的方言中消失，“比如，過去山西洪洞人稱呼母親為‘姐（jia）’，而現在很多人稱呼母親為‘媽’。再過幾十年，‘羌人呼母為姐’的文獻將永遠成為歷史。”

這種情況在人口較少民族語言點或瀕危語言點更為突出。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丁石慶介紹，根據課題組現場測試，目前中越邊境會講普標語的僅有10人，其中一位講得最好的73歲女發音人貢友聯的過世，直接導致課題組遲遲無法完成攝錄。

不僅是語言方言，它們所承載的民間故事、諺語等口傳藝術形式也面臨傳承斷層的危機。比如廣西的采茶戲、牛歌戲；贛南客家地區的木魚歌、咸水歌……

語言是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就是這么說的，有什么可研究的？”

“研究土話能干啥？”

這是很多語言學者在調查中都曾遇到過的問題。包括從事方言學研究20多年的中山大學教授莊初升，“早期經常在田野里摸爬滾打，接觸到各種各樣的方言土語，但并沒有意識到許多方言快速消亡所帶來的問題。”

普通話是我國通用語言，漢語方言和民族語言則傳承了母語文化和地方文化。我國的語言政策，既包括“推廣和規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也包括“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

現在，作為語保工程廣東首席專家，莊初升認為：“該說普通話的時候說普通話，該說方言的時候說方言，讓兩者各得其所，才能構建健康、和諧的語言生活。”

“語言有交際工具、思維工具、文化載體這三個功能。”李大勤引用著名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解釋語言與思維的關系，“保留一種語言就保留了一種人類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種很精致的文化觀念體系。開展語言調查研究不僅有重要學術價值，而且有重要的戰略價值。”

“語言傳承保護的關鍵在于激發個體對母語的認同。”作為一名達斡爾族母語人和語言學研究者，丁石慶發現，新疆達斡爾族雖然人數少，但仍然保持了較好的語言與文化態勢，這與他們長期與鄰近兄弟民族密切交往和友好相處，形成了較為普遍的雙語及多語現象，并在新疆各兄弟民族中享有“翻譯民族”美譽密不可分。

重慶榮昌區的客家方言島也印證了這一觀點。客家族群有“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古訓，所以該方言島雖處西南官話的包圍之中，但200多年來仍保留著客家方言典型的語言特點。

語言調查實踐證明，對語言方言的調查，不僅要全方位、多角度地加以記錄、保存、研究，而且要與地方文化傳承相結合，這才是語保工程的必然選擇，也是語保工程的終極目的。

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和群眾對保護當地語言文化的自覺性很高。鄧玉榮告訴記者，廣西富川每年都有蝴蝶歌賽歌活動，因而富川“梧州話”及其承載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瑤族蝴蝶歌，重新被賦予了強勁的生命力。（記者 柴如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