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2日（農歷臘月二十五）中午12點18分，當代著名國學大師、紅學大師馮其庸先生去世，這一天離他的生日只差四天。這幾天我們都沉浸在馮老去世的悲痛之中。馮其庸先生是我極為崇敬的師長，是我多年的老領導，也是我走進紅學領域的領路人。1979年馮先生把我從文化部機關調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懵懵懂懂的無知小子。幾十年來，正是在馮老的教育、培養下，逐漸成長為一個研究《紅樓夢》的學者。回想幾十年里追隨馮老左右的時光和經歷，不禁思緒萬千。

馮其庸先生

馮其庸先生部分著作

“文革”中，馮其庸先生手抄的庚辰本《石頭記》

這幾天馮老去世引起媒體的關注，不少媒體采訪我，都要問兩個問題：一是馮老對紅學有哪些貢獻；二是你跟馮老有什么要說一說的事情。這兩個問題確實都值得說一說。說到馮老對紅學的貢獻，我認為馮其庸先生是當代最具代表性、最具影響力的紅學大家，是新時期紅學發展的主要推動者，是新時期紅學第一人，他對新時期紅學發展作出的貢獻，無人能比。或許有人要問，你這樣評價馮老，根據什么呢？特別是你說馮老是新時期紅學第一人，這是否合適？我在這里再一次明確地說，馮其庸先生是新時期紅學第一人，這是實事求是的評價，是公正的評價，馮老當之無愧。

馮老對紅學的貢獻太多了，我以為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他個人豐富的紅學著述。馮老可謂是著述等身，前些年青島出版社把馮老幾十年的全部學術成果整理出版，名為《瓜飯樓叢稿》，計33卷，達1700多萬字，真是令人驚嘆。其中有關曹雪芹和《紅樓夢》研究的著作就有：《論庚辰本》、《〈石頭記〉脂本研究》、《曹雪芹家世新考》、《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瓜飯樓手批庚辰本〈石頭記〉》《瓜飯樓手批己卯本〈石頭記〉》《瓜飯樓手批甲戌本〈石頭記〉》、《夢邊集》、《漱石集》、《解夢集》等等，其中《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馮老花費5年時間完成，融合了他對曹雪芹家世、《紅樓迷》早期抄本、《紅樓夢》思想藝術研究以及人物研究的全部成果，還吸收了紅學評點派的精華和其他的紅學家研究成果，用馮老自己的話說，這部《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可以說是我全部紅學研究的總匯，也是我自己的40年研紅心血所聚。”馮其庸先生在曹雪芹家世研究、《紅樓夢》版本研究、《紅樓夢》思想藝術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樹，他的許多著作文章都是新時期紅學發展標志性的成果。

馮其庸先生與《紅樓夢》結緣，首先是從研究曹雪芹家世與《紅樓夢》版本入手的。四十多年來，馮其庸先生在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一）他的重要學術著作《曹雪芹家世新考》以大量史料雄辯地論證了《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的可靠性，進一步確立了曹雪芹祖籍遼陽說；（二）他與著名清史專家李華先生發現了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寧府志》中的《曹璽傳》和康熙六十年刊《上元縣志》中的《曹璽傳》，為曹雪芹家世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史料，解決了曹雪芹家世研究中許多重要問題；（三）在《清太宗實錄》中發現曹雪芹高祖曹振彥原為正白旗旗主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據此人們得以確切知道曹雪芹上世的旗籍、軍職等情況；（四）他在河北省淶水縣發現了五慶堂曹氏塋地，進一步證實了五慶堂曹譜的可靠性；（五）他通過對康熙甘氏家譜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五慶堂曹譜中三房與四房同出一源的關系，有力地論證了曹雪芹祖籍確為遼陽而不是豐潤；（六）他通過對現存遼寧省遼陽市博物館中有曹雪芹高祖記載的三塊石碑的研究，為曹雪芹祖籍在遼陽找到了重要的文物證據。馮其庸先生在曹雪芹家世史料上一系列重要發現和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動了有關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馮其庸先生是曹雪芹祖籍遼陽說的主要代表，他的觀點已被絕大多數紅學研究者所接受。

馮其庸先生在《紅樓夢》早期抄本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早在1975年3月，他與著名紅學家吳恩裕先生合作研究新發現的三回又兩個半回的《紅樓夢》抄本，發現這就是己卯本的散佚部分，并從此抄本（包括未散佚部分）中避“祥”字、“曉”字的諱，因而考證出此抄本原是清怡親王允祥、弘曉家的原抄本，而怡親王又與曹雪芹家有著重要的聯系，所以它的底本有可能直接來自曹家，這一驚人的發現對《紅樓夢》早期抄本的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1977年7月，馮其庸先生完成了《論庚辰本》一書，這是最早的一本系統研究己卯本與庚辰本關系的學術專著。在書中他論證了現存庚辰本不是由四個本子拼湊而成的，而是據己卯本過錄的，是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個抄本，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從而確立了庚辰本特殊珍貴的地位。馮其庸先生還先后研究了甲戌本、甲辰本、列寧格勒藏抄本、程甲本等等，他第一次提出了甲戌本不避“玄”字諱的問題，肯定了甲辰本在早期抄本中具有特殊重要意義，他還論證了列藏本的底本確系脂本，他高度評價了程甲本的歷史功績。這一系列研究成果，都在紅學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

馮其庸先生十分注重對曹雪芹創作思想和《紅樓夢》思想藝術的研究，先后發表了《千古文章未盡才》、《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作》、《曹雪芹與紅樓夢》、《紅樓夢的時代及其他》、《關于當前紅樓夢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等重要論文，出版了《論紅樓夢思想》等學術專著，對曹雪芹的思想和《紅樓夢》的思想藝術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他指出，曹雪芹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的批判是屬于他自己的時代，他的理想卻是屬于未來的時代。馮先生高度評價了《紅樓夢》的思想藝術成就，他認為《紅樓夢》是反映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經濟因素的新的民主思想，《紅樓夢》在思想上起到了啟蒙的作用。馮先生對《紅樓夢》思想傾向的定性，在新時期紅學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影響。馮先生還十分重視《紅樓夢》的當代傳播，他明確提出，應該把讀沒讀過《紅樓夢》作為衡量人們文化素養的標志之一。

（二）馮其庸先生不僅以其豐富的著述確定了他在紅學史上的地位，更在于他是新時期紅學發展的主要推動者。新紅學奠基者之一、紅學大師俞平伯先生一生有兩大心愿，一是希望能辦一個研究《紅樓夢》的專刊，一是整理一個脂本。前一個愿望俞老沒有實現，后一個愿望俞老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在王佩璋的協助下，搞出了一個《〈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但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當時有幾個珍貴的早期抄本還沒有被發現），這個本子并不很完善，而且還只限于學術領域供專家學者研究之用，并沒有普及社會。俞老這兩個愿望，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都由馮其庸先生帶領一批專家學者實現了，這就是《紅樓夢學刊》創建和《紅樓夢》新校注本的出版。

1975年，馮其庸先生參加了《紅樓夢》校注小組，在以后的7年時間里，馮其庸先生一直主持著這項工作，他和校注組的同志們歷經種種坎坷，克服種種困難，于1982年將《紅樓夢》新校注本交付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紅學史上第一次以庚辰本為底本的校注排印本，從此廣大讀者有了一部更接近曹雪芹原著并詳加校注的《紅樓夢》讀本，受到學術界高度評價，至今這部新校注本發行量已達500萬套，成為當今最具影響的《紅樓夢》通行本。后來馮老還與李希凡先生共同主編了《紅樓夢大辭典》，這也是紅學史上第一部關于《紅樓夢》及其研究的辭典，這些奠基性的學術工程，對紅學發展產生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三）馮其庸先生不僅在個人的學術研究和主持奠基性大型學術工程上成就突出，他還是中國紅樓夢學會、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和紅樓夢學刊的創立者。1979年，馮其庸先生與一些紅學研究者創辦了大型學術專刊《紅樓夢學刊》，馮其庸與王朝聞先生任主編，后又與李希凡先生共同擔任主編，馮其庸先生為學刊的生存與發展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紅樓夢學刊》創刊至今已有38個年頭，發表紅學文章字數千萬字，在培養紅學隊伍，團結紅學研究者，繁榮紅學事業諸方面，起到了紐帶和推動作用。1980年8月，馮其庸先生與其他紅學前輩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紅樓夢學會，他任副會長兼秘書長，馮先生實際上是建立中國紅樓夢學會的主要推動者和組織者，1985年在貴陽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馮先生當選為會長。在馮其庸先生的領導下，中國紅樓夢學會參與組織了數十次全國性的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和三次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對紅學的普及和紅學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馮其庸先生還曾兩次赴美講學，參加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舉辦的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率團赴新加坡舉辦紅樓夢文化藝術展，帶領專家組赴前蘇聯鑒定列寧格勒藏本《紅樓夢》，他為推動中外文化交流，為把《紅樓夢》和紅學推向世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說，新時期紅學發展幾乎所有重大的活動都與馮其庸先生有著密切的關系，他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推動紅學事業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馮其庸的名字已與《紅樓夢》、與新時期紅學緊緊地聯在一起。

人人都知道馮其庸先生是蜚聲中外的大紅學家，或許是因為他在紅學方面的成就太突出了，以致掩蓋了他在許多方面的造詣。殊不知，馮其庸先生更是一位知識淵博、興趣廣泛的學者，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詩人，是一位堪稱一流的書畫家。他除多部紅學著作外，還出版有戲曲論文集《春草集））、古典文學論文集《逝川集》、散文序跋集《秋風集》，以及《蔣鹿譚年譜、水云樓詩詞輯校》、《吳梅村年譜》、《朱屺瞻年譜》，大型攝影集《瀚海劫塵》等等。今天像馮老這樣國學根底深厚、知識淵博、虛懷若谷、視野遠大、多才多藝的學者真是太少了。國學大師錢仲聯先生在《題馮其庸教授書畫攝影展》一詩云：“紅學專門眾所宗，畫書攝影更能工。何人一手超三絕，四海堂堂獨此公。”

馮其庸先生治學的最大特點是刻苦和嚴謹。他強調做學問要肯下苦功夫，肯吃苦，要實事求是，他十分強調多讀書，同時又十分重視實際考察。他常常說中國的學問是無窮無盡的，有如大海，有如高山，個人的學識再淵博，也是滄海一粟，因此任何時候都沒有理由自滿。他是這樣地告誡年輕人，也是這樣地要求自己，他80多歲的時候還是晚睡早起，常常是凌晨三四點鐘起床作文讀書。說到馮老的嚴謹和刻苦，人們自然想到他對玄奘取經回歸古道的確認，這無疑是對我國古代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貢獻。說到玄奘，人們就會想到一個詞———百折不撓，玄奘百折不撓的取經精神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標志性的符號。馮老正是以玄奘百折不撓的精神，10次去新疆考察，83歲高齡時還穿越羅布泊，深入樓蘭遺址。馮老不懈的追求精神，嚴謹的治學態度，虛懷若谷的大師風范，同他的著述一樣，是留給我們的巨大精神財富。

近40年來，我一直追隨馮老左右，受益匪淺。他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第一任所長，我是第二任所長。他是中國紅樓夢學會第二任會長，我是第三任會長，可以說我是馮老一手提攜起來的。1993年他選我擔任紅樓夢研究所副所長，當時我剛剛過40歲，自己深感資歷能力和學問都不夠格，挑不起這份擔子。馮老說，怎么干不了，只要真正努力，就能干得了。他還語重心長地說，選你當副所長，是為了紅樓夢研究所的發展，是為了紅學事業的發展，不僅僅是你個人的事。我深深地感受到馮老對我們這些年輕人的期待和希望。

作為新時期紅學界的領頭人，馮老絕不光想著自己的名利，而是時時想著紅學大事業。比如為了辦好紅樓夢學刊，馮老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辦學刊最大的困難是經費，全靠馮老一己之力到處化緣支撐著。在最困難的時候，我不知如何是好，馮老安慰我說，沒有關系，我就是買了我的字畫也要支持學刊辦下去。他甚至提出找幾位書畫名家的朋友一起為紅樓夢學刊拍賣字畫籌集辦刊經費。馮老這種為事業為紅學發展的無私奉獻精神，讓我們年輕人十分感動。當然，我們沒有讓老先生去賣自己的字畫籌集經費，但馮老是我們強大的依靠和精神支柱，沒有馮老的支撐，學刊在當時的情況下是辦不下去。需要說的是紅樓夢學刊多少年都是靠自己籌集經費和發行收入支撐著，并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拿了多少國家經費，多少年來紅樓夢學刊沒拿國家一分錢。直到前兩年紅樓夢學刊才得到國家社科基金的有力支持。

馮其庸先生具有著開闊的學術視野和遠大的目標，他不僅僅是一個學者，更是一個領路人，因此他非常重視紅學界的團結，著眼于大局，而不斤斤計較個人的“恩恩怨怨”。2012年5月31日凌晨，著名紅學大師周汝昌先生去世，因為周汝昌先生和馮其庸先生都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而我當時正擔任中國藝術研究院黨委書記、副院長，同時又是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周汝昌先生去世這樣的大事，自然不能置身度外。周老去世的當天馮老就給我打電話，他說：“對一位老人的去世，一定要表示深切的哀悼，更何況周汝昌先生一輩子研究《紅樓夢》，寫了那么多的書，為紅學作出那么大的貢獻，我們更要對周先生的去世表達出我們的悼念。”他特別囑咐我，《紅樓夢學刊》一定要發訃告，要寫好。大家都知道馮老與周老一些學術觀點不一樣，特別是在曹雪芹祖籍的問題上，一個堅持豐潤說，一個堅持遼陽說，馮老的電話表現出的大家風范和寬闊胸懷令我非常感動。我曾在很多場合表達了這樣的看法，我說把全部生命和心血都獻給紅學事業的人，在當今紅學界周老算一個，馮老算一個，別人還都不能與這兩位老人相比。現在兩位紅學大師都已仙逝，我們后輩應對兩位大師表達由衷的敬重和深切的悼念，我們要繼承他們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產，而不是無事生非，這是為了紅學，也是為了我們的良心。

馮老一生為《紅樓夢》、為紅學而奔波而著述，馬瑞芳教授在她的文章中說，馮先生是新時期紅學研究的“定海神針”，的確如此，馮老對新時期紅學發展做出的貢獻將永載史冊。

“大哉紅樓夢，再論一千年。”這是馮老的詩句，也是他的期望，更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紅樓夢學會會長、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