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靠自覺也需制度

在談到中國文明旅游未來之路的話題時，受訪的業內人士幾乎都提到了“公民教育”這一關鍵詞。

的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但是，從“倉廩實”“衣食足”轉向“知禮節”“知榮辱”并非自然而然，國民素質教育是實現這一轉化的根本途徑。文明是一種習慣，而習慣要從小養成。

“國民素質教育要從青少年抓起，將養成教育作為實施文明旅游素質教育的突破口，突出道德準則的規范教育和文明陋習的糾正教育，使青少年養成自覺遵守社會公德和行為規范的良好品質與行為習慣。”郭魯芳說。

此外，郭魯芳提出，旅游通常是跨地域、跨文化的活動，文化的差異性及人們的獵奇心理構成了產生旅游吸引和形成旅游活動的原動力，“主客交往中，文化隔閡容易造成雙方關系的緊張甚至沖突，認同和尊重是唯一化解之法。認知差異、承認差異是尊重差異的前提，只有旅游者正確識別客體文化的道德規范和倫理標準，才能自覺自律”。

對此，常德元也建議說，行前說明會、印發旅游手冊等普遍做法被認為是消除第一類“無知型”不文明旅游行為的有效途徑，但收效甚微，“可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開發移動終端APP,整合旅游目的地的法律法規、風俗習慣、禮儀規范以及宗教禁忌等信息，供出境旅游者隨時查閱；根據實時定位，即時通知旅游者所處地區或場所的禁忌行為和文明警示”。

“文明旅游不僅有賴于旅游者內心的自覺，制度約束同樣重要，尤其是對于第三類‘放縱型’不文明旅游行為的治理，更是不可或缺。”常德元說，國家旅游局發布的《游客不文明行為記錄管理暫行辦法》在一定程度上對不文明旅游行為產生震懾力，對于規范旅游者行為有積極意義。

但是，也有業內人士表示，該制度仍存在界定標準模糊、懲治力度不夠等問題，存在“形式大于內容”的質疑，“一方面，不文明旅游行為的判定不能一概而論，應制定等級標準和判定依據，對各等級采取不同的懲戒措施；另一方面，不文明旅游行為的監管應遵循‘違必管，懲必嚴’原則，將游客不文明行為記錄納入社會征信體系，向公安、海關、邊檢、交通、人民銀行征信機構通報，對上榜人員的生活切實產生影響。”郭魯芳說，如此這般，才能使“旅游黑名單”制度擺脫“田間稻草人”形象，有效遏制旅游中的諸般亂象。此外，由于出境旅游規模日益擴大，對不文明旅游行為實施直接監管存在一定難度，可依據旅游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建立旅行社全程文明教育責任制，強化導游和領隊提醒與引導文明旅游的義務，為公眾文明旅游保駕護航。

此外，林德榮建議說，更為重要的是創新文明旅游宣傳監督平臺和公共服務體系，繼續利用“互聯網+”、新媒體開啟文明旅游新模式，讓原本處于懸置、“稻草人”狀態的規則約束力發揮到極致。同時，聯合各類媒體尤其是新媒體加大對旅游不文明行為的監管和曝光，加大懲罰力度，除了旅游黑名單，還可以效仿武漢文明旅游舉措，將文明旅游銀行在全國進行推廣，在全國范圍內普及“文明旅游隨手拍”公益活動，征集反映文明旅游和不文明旅游兩類圖片，徹底改變旅游者貢獻了消費卻得不到尊重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