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登上科學的高峰,究竟是不能離開理論思維的。”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特別強調要用科學思想方法去觀察、思考、分析問題。習總書記在治國理政的思想和實踐中,著重強調了深邃的歷史思維、嚴密的辯證思維、宏闊的戰略思維、強烈的創新思維、整體的系統思維、清醒的底線思維和規范的法治思維等七種科學思想方法。歷史思維知大勢,辯證思維增智慧,戰略思維謀全局,創新思維增活力,系統思維聚合力,底線思維定邊界,法治思維求善治。這些科學思想方法,貫通習近平治國理政的全過程、各領域、各方面,具有內在聯系,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學習運用這些科學思想方法去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有利于增強工作的科學性、預見性和創造性。

歷史思維。重歷史過程、歷史階段、歷史必然和歷史合理性,它把對象和事物置于過去、現在、未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進行思考,注重揭示事物發展的必然進程及其內在邏輯。“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努力學習和運用歷史思維,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科學思想方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勢下,中國發展面臨著諸多難以想象的困難與挑戰,要想更好地研究問題、把握規律、推進工作,需要更多地借助歷史智慧,學習和運用歷史思維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他關于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的分析,關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三十年關系的闡釋,關于如何評價黨的歷史和歷史人物的論述,特別是關于中國道路的歷史性審視與關于汲取中國歷史智慧的闡述,都體現了深邃的歷史思維,給人以深刻啟迪。習近平指出:“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中國的今天是從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發展而來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在此意義上,“對古代的成功經驗,我們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學態度,牢記歷史經驗、牢記歷史教訓、牢記歷史警示,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中國道路“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都是基于對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尤其是“我國發展起來”的歷史思考而提出的。對于當代中國改革發展而言,作為一種科學思想方法,歷史思維要求加強對中國歷史、黨史國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和世界歷史的學習,要學會運用歷史眼光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認清歷史趨勢,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制定可行方案,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

辯證思維。注重矛盾分析,抓住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注重矛盾雙方的相互作用,在注重矛盾雙方對立的時候不忽視二者的統一,在注重矛盾雙方統一的時候不忽視二者的對立;注重全面、聯系和發展地看問題。在中國整體轉型升級進程中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有許多矛盾需要有效解決,有許多復雜關系需要正確處理,有許多難題需要積極破解。要做到這些,尤其需要確立辯證思維,以避免思維與行為的片面性和走極端。

由此,辯證思維是習近平總書記最為強調、最注重運用的一種哲學思維方式或科學思想方法。他強調:“要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當前,我國社會各種利益關系十分復雜,這就要求我們善于處理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系,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我們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不能非此即彼,要用辯證法、要講兩點論,要找平衡點。”“在任何工作中,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沒有主次,不加區別,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在推進改革中,要堅持正確的思想方法,堅持辯證法,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系、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全局和局部的關系、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標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銜接,實現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統一。”對當代中國改革發展而言,作為一種科學思想方法,辯證思維要求領導干部要“抓兩點”和“抓重點”相結合,既要全面分析,又要精準發力,要善于通過矛盾分析把握改革發展規律,客觀地而不是主觀地、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

戰略思維。就是對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問題、關系進行科學謀劃的思想方法;它意味著時間維度上的長遠考慮,跳出眼前從長遠看眼前;空間維度上的全局謀劃,跳出局部從全局看局部;系統維度上的整體布局,跳出部分從整體看部分;它致力于解決根本性問題,努力占據發展的制高點,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發展趨勢和方向,進而具有戰略定力。

在中國整體轉型升級中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首先是一個戰略問題。戰略問題就需要運用戰略思維來分析。作為治理一個大國的領袖,習近平總書記是一位戰略家,在治國理政問題上,他特別注重從戰略上進行思考和謀劃。他深刻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他反復強調:要樹立大局意識,善于思考大局,正確認識大局,自覺服從大局,堅決維護大局;要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也放眼當前,放眼一切方面;要善于觀大勢、謀大事,正確認識和積極順應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黨和國家面臨的大事,把握工作主動權,跟上時代前進步伐,推動事業順利發展;要加強戰略思維,增強戰略定力,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要站在戰略的高度,善于從政治上認識和判斷形勢,觀察和處理問題,善于透過紛繁復雜的表面現象,把握事物的本質和發展的內在規律;要努力增強總攬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謀一域,把握形勢謀大事,用戰略思維去觀察當今時代,洞悉當代中國。對于當代中國改革發展而言,作為一種科學思想方法,戰略思維要求領導干部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和清醒的判斷力,能夠從全局角度、以長遠眼光看問題,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發展趨勢和方向,既能夠制定科學可行的戰略方案,又能夠根據環境變化及時調整戰略方案。

創新思維。就是對事物做全新思考,對結構做全新調整,對活動做全新謀劃,力求尋找新思路,打開新局面,開創新境界,提升新水平。實現戰略目標必須注重創新,它在創新中逐步實現,缺乏創新,就無法實現戰略目標。

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公開講話和報道中,“創新”一詞出現超過千次,可見其受重視程度。這些論述,涵蓋了創新的方方面面,涉及眾多領域。習近平指出:“改革,最本質的要求就是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堅持創新發展,就是要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讓創新貫穿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我們必須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把人才作為支撐發展的第一資源,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2013年7月習近平到中科院考察時強調,要營造勇于創新、鼓勵成功、寬容失敗的社會氛圍。可以說,正是由于勇于實踐、善于創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才形成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作為一種科學思想方法,創新思維要求領導干部要敢于打破思維定式,解放思想、超越陳規、因地制宜、與時俱進、求真務實、銳意進取,以思想認識的新飛躍打開工作的新局面。

系統思維。就是從系統與要素、要素與要素以及系統與環境的相互聯系、關系結構、相互作用中去把握事物、思考問題,以處理好整體與部分、結構與功能的關系。系統是由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的若干要素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其具有鮮明的整體性、關聯性、層次結構性、動態平衡性、開放性和時序性特征。

習近平特別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具有系統思維:“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進一步深化改革,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統籌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我們要統籌謀劃深化改革各個方面、各個層次、各個要素,注重推動各項改革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協同配合。要堅持整體推進,加強不同時期、不同方面改革配套和銜接,注重改革措施整體效果,防止畸重畸輕、單兵突進、顧此失彼。”結構思維,就是注重事物的構成要素及其之間的關系、順序、比例,它要求通過優化事物的結構來發揮事物的整體功能。事物的整體功能取決于事物各要素之間的結構。既可以為了實現某種功能而調整事物的結構,也可以通過調整事物的結構而改變其功能。我國的全面深化改革實質上就是結構性改革,包括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文化結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經濟、社會之間的結構等。習近平指出:“推進結構性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的一個發展戰略重點。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對于當代中國改革發展而言,作為一種科學思想方法,系統思維及結構思維要求領導干部要具有全局意識、協同意識、整體意識,注重調結構、補短板,把握好事物的整體性、協調性、次序性和銜接性。

底線思維。就是凡事從壞處準備,積極主動應對,趨利避害,有守有為,努力爭取最好結果。底線是事物發生質變的度的臨界點,一旦突破底線,事情就會發生質變,從可以接受變得不可接受。底線思維意味著要樹立問題意識、危機意識、效果意識和邊界意識,遇事從容應對,牢牢掌握主動權。從壞處準備,才能筑牢防線,解除后顧之憂,因為底線失守意味著滿盤皆輸。但底線思維又不是一種固步自封的思維方法,守住底線只是底線思維的起點。守住底線,把危險和危機控制在可以掌控的范圍內,其目標在于推動矛盾向其對立面轉化,達到最好的結果。這說明,底線思維蘊含著積極有為的態度,要求人們積極尋求合適的方法,推動目標盡快實現。

習近平指出:“我們的事業越前進、越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就會越多,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就會越多,面對的不可預料的事情就會越多。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樣才能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習近平運用底線思維思考中國的改革發展:在方向道路問題上,強調頭腦必須清醒,既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強調“要繼續按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思路,統籌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藥衛生、住房、食品安全、安全生產等,切實做好改善民生各項工作”;在生態上,強調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要牢固樹立生態紅線觀念;在黨建上,強調要化解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種危險”,黨員干部對法紀制度要時刻懷有敬畏之心,做到不越邊界、不踩紅線、不碰高壓線。對于當代中國改革發展而言,作為一種科學思想方法,底線思維要求領導干部思想要清醒、態度要堅決、行動要果斷,在具體工作中要堅持“定位——定標——定法”的統一。“定位”是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危機意識,運用底線思維了解全局,設定最低目標,找準底線;“定標”是要量力而行,確定可能的最優目標;“定法”是發揮主觀能動性,把工作預案準備得更充分、更周詳,采用恰當的方法,從底線通達頂線,努力爭取最大成功可能。

法治思維。是與人治思維、特權思維相對立的一種思維方式,是指一定主體以法治理念為基礎,運用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精神和法律邏輯對所遇到或所要處理的問題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和形成結論、決定的思想認識活動與過程。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能力”以來,在不同場合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多次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著力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總書記的相關講話基于中國的改革大勢,既有理論的繼承與創新,又有實踐的總結與發展;既有立足于發展全局的宏觀認識,又有著眼于操作層面的具體部署。“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法律要發揮作用,需要全社會信仰法律。引導群眾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逐步改變社會上那種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現象。”“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對憲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牢固確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識、規范發展行為、促進矛盾化解、保障社會和諧。”作為一種科學思維方法,法治思維要求領導干部適應國家法治進程飛速發展的趨勢和要求,改變過去那種權大于法的思維、管制思維與簡單的命令思維,切實實現思維方式的與時俱進,以法治的眼光、法治的方式治國理政,帶頭學法、帶頭知法、帶頭用法、帶頭守法,保障民權、規范公權,嚴格履行法定職責,在法治的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真正建立對法治的信仰和敬畏。

(作者:北京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中央黨校博士后)

來源:《理論學習》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