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年時間，我國醫療接受了較多的國外理念。現在，我國的創傷救治體系作為一種新的理念，正在向國際范圍推廣、輸出，這標志著我國醫療水平在世界范圍內的被認可。這種成績，是一個醫生團隊收到的莫大鼓舞。”——姜保國

成為第二位獲得顧氏和平獎的中國內地學者（第一位為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院長姜保國其實有點意外。

作為與諾貝爾和平獎齊名的世界級和平獎，顧氏和平獎同樣沒有申報和評審過程。其每年的20位獎勵對象，也都是已經為促進人類和平、和諧，保障人類生命與尊嚴做出杰出貢獻的個人和組織。今年顧氏和平獎的獲獎者，除了姜保國，還有突尼斯首相HabibEssid、羅馬尼亞衛生部部長NicholaeBanicio博士等。

姜保國的獲獎原因，在于其在醫療領域，特別是在中國創傷救治體系建設方面所取得的創新性成果。

“雖然大家對于創傷救治的關注度不及心臟病、腦卒中等常見和多發疾病，但創傷卻是全球范圍內45歲以下人群的第一位致死原因。45歲以下的年齡群，是家庭和社會的支柱年齡，所以挽救這個群體的生命，具有重要的家庭和社會意義。”訪談開始，姜保國就這樣向記者強調。

我國嚴重創傷患者的死亡率明顯高于發達國家

雖然對創傷患者的救治，具有重要的家庭和社會意義，但是對于醫院來說，創傷患者的救治往往比較棘手。

這是因為，創傷患者比如交通傷患者往往多半是嚴重的多發性創傷，其救治需要涉及多個科室，但很多醫院還做不到第一時間調配多科室專家聯合救治，因而可能錯過救治的黃金時間。

“而我國是人口大國，近些年隨著社會經濟的加速發展，因交通、建筑工程高處墜落等事故導致的創傷患者數量，始終居高不下。而與其他疾病的救治相比，我國對創傷患者的救治現狀并不理想，特別是我國嚴重創傷患者的死亡率，明顯高于國際發達國家，這種救治瓶頸亟待破解。”姜保國向記者介紹。

經過大量的數據分析和現場調研，姜保國所率領的專家團隊發現，目前中國嚴重創傷救治的瓶頸主要反映在———院前救治能力弱，院前急救和醫院之間缺乏有效的信息溝通，醫院內缺乏順暢的創傷救治流程，救治醫師對損傷控制理念、手術時間及手術方案缺乏科學的規范，這些原因綜合導致了我國嚴重創傷患者的死亡率高發。

“所以，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科學有效的快速救治體系，這個體系可以保障受傷人群盡快得到救治，盡快安全地轉院到醫院，到醫院后救治團隊又能夠盡快地給出救治方案，從而讓整個生命救治的時間明顯縮短，讓生命救治的成活率明顯提高。”姜保國強調。

這種體系建設的需求，直接促成了姜保國于2006年在國內率先創建北京大學交通醫學中心，并由此啟動了中國嚴重創傷、交通傷救治規范的研究。

從等醫生到等病人，創傷救治需要“中國模式”

實際上，多年之前，國際上發達國家就已經建立了成熟的、獨立的創傷救治中心，這種三級救治模式為拯救嚴重創傷患者做出了重要貢獻。比較之下，雖然我國的嚴重創傷患者眾多，各城市尚未建立類似的創傷救治中心，這跟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關。

“限于經濟水平，短時間內我國尚難以建立獨立的創傷救治中心，但我國的綜合醫院發展已經和國際接軌，能不能依托三級綜合醫院建立中國特有的創傷救治模式？”姜保國反復自問，最終也得到了肯定的答案。經過不斷論證，姜保國團隊率先在國際上提出了“以綜合醫院為核心的閉環式區域性創傷救治體系”。

“這種區域性創傷救治體系，避免了在中國大中型城市新建創傷救治中心的重復投入，同時充分利用了中國的優質三級醫院資源，是適合中國現階段國情的。”姜保國說。

據姜保國介紹，這種體系的核心內容包括：以一個政府主轄區（人口在100-300萬）作為體系建設的區域單位，協調院前和院內救治的聯絡；以當地一家大型三級醫院為創傷救治中心，以區域內的5-6家二級醫院為創傷救治點（分中心），形成閉環式區域性創傷分揀、轉運救治流程，并根據患者傷情以最短的時間將患者轉運至相應醫院。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該體系下院前、院中和院后的救護團隊都是經過專門、系統培訓的，他們保障了患者的能夠得到及時正確的救治。并且，這個體系建成之后，以往那種創傷患者到了醫院之后還要面臨的反復檢查、反復等待學科會診的狀態，變成了專科醫生在醫院等待病人的狀態。

“這是因為，該系統下我們實現了信息系統的連接，這個信息系統也是我們的發明專利。借由該信息系統，救護車到達現場就會做出傷情評估，并將這種評估信息及時發送到系統平臺，平臺的值班醫生會根據傷情評估馬上呼叫骨科、神經外科等跟傷情相關的專業救治團隊。救治團隊到達急診室后，還會根據現場傳來的傷情信息討論救治方案。實際上，此時患者還在轉運的過程中，而醫生已經在急診室等待患者了。”姜保國笑言。

據姜保國團隊前期所做的調研發現，國內創傷患者的救治在病人進入急診室之后，平均要等待17分鐘才能夠等來醫生，而到來的還不一定是能夠直接實施救治的醫生，比如神經科醫生對顱腦外傷患者的緊急救治往往會手足無措。比較而言，區域性創傷救治體系下，病人的等待時間從17分鐘縮短至0-5分鐘，并且到場的醫生都是經過培訓可以直接實施救治的，這樣就保障了患者特別是嚴重創傷患者的救治時間，也進一步保障了患者的成活率。

創傷體系“中國模式”實施效果顯著

很多人對2015年天津濱海的爆炸事故依然心有余悸。但鮮有人知的是，在這場事故中，患者的救治體系是有條不紊的，其中參與救治的兩家主要醫院——塘沽五院（現已更名為北京大學濱海醫院）和泰達醫院，實際上都是區域性救治體系的試點單位。

“試點體系中，塘沽五院和泰達醫院擔任的是救治中心，另有六個、七個二級醫院作為救治點，靠這樣的二級救治模式，濱海新區所有地理位置的人口就實現了醫院全覆蓋。也就是說，該區域的創傷患者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轉到生命救治醫院（救治點），多發傷病人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轉運到這兩家三級醫院去進行救治。”姜保國向記者解釋。

事后的統計顯示，當時這兩家醫院在事故當天就集合了超過千名醫護人員實施患者的分揀、住院和急診手術工作，整個流程非常順暢。在2013年以前，我們的調研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嚴重創傷患者的死亡率是33.8%，但這兩家醫院在應用創傷救治體系之后，將嚴重創傷患者的死亡率降到了20%多。也就是說，嚴重創傷患者的死亡率下降了40%。看到“中國模式”的救治體系成效顯著，姜保國的臉上展現出會心的笑容。

現在，這個救治體系在北京、天津等15個城市進行了嚴重創傷救治規范的試點推廣。每個試點城市又都建立了區域性創傷救治體系的示范區，形成了15個以三級醫院為核心的，涉及124家三級和二級醫院的閉環式區域性創傷規范化救治體系。

“據統計，我們的推廣地區覆蓋面積約46萬平方公里，輻射人口7000余萬人，推廣期間累計規范化診療創傷患者75000余例，其中嚴重創傷患者15000余例。推廣結果表明，這種體系顯著提高了創傷的救治效果，眾多創傷患者獲得了及時有效的救治。”姜保國表示，對于救治體系的建設，他的團隊越來越有信心，而如果該體系將來能在全國很好地普及的話，每年至少十幾萬的生命可以被挽救。

事實上，這一體系不只是在中國得到認可，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同行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包括非洲加納、亞洲菲律賓在內的諸多國家都已經向姜保國團隊發來合作意向。

這些合作意向也讓姜保國深表欣慰。他說：“過去30年時間，我國醫療接受了較多的國外理念。現在，我國的創傷救治體系作為一種新的理念，正在向國際范圍推廣、輸出，這標志著我國醫療水平在世界范圍內的被認可。這種成績，是一個醫生團隊收到的莫大鼓舞。”

但姜保國也有遺憾。目前該救治體系雖然試點成效突出，可進一步的大范圍推廣仍然緩慢。這主要是因為，該項目雖然推廣的技術難題（信息系統建設及救治團隊培訓）已經解決，但還需要地方政府的接納和配合，因為創傷救治除了需要培訓救治團隊，還需要協調消防、急救等資源，這已經超出了一個醫院的工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