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飽受非議的特普朗當選之后，不僅金融市場動蕩，同時藝術市場也受到了影響。經長時間的認證，政治與藝術緊密相關，下面《藝術市場通訊》會就藝術遇上政治這個話題來和大家聊一聊。

特普朗當選的藝術風暴

當特普朗有望當選的時候，金融市場已經開始蕭條，在一段時間的下跌之后，現今稍微穩定了一些，而整個金融市場卻讓人覺得撲朔迷離。在這樣的環境下，藝術品可能會成為更具吸引力的投資產品。

但是紐約近期舉辦的幾場大型拍賣成交額都不盡如人意。佳士得在11月16日的戰后和當代藝術拍賣專場總成交額為6120萬美元，相比去年的8880萬美元相比明顯下降；而緊接著的蘇富比當代藝術拍賣日，以總成交額8022萬美元畫上句號，雖然相較佳士得表現尚可，但相比去年的9760萬美元也有所下降，未能達到預估金額。

布魯塞爾自由大學蘇威布魯塞爾經濟管理學院的KimOosterlinck教授表示，“從可以影響藝術市場的因素來看，股票市場、收入不均、甚至戰爭的可能性所帶來的預期變化是起到關鍵作用的。至于具體的政策，特朗普對貿易保護的許諾也許會減少財富，而市場則會對那些有利于富人的稅收做出回應。大家都知道藝術市場與收入不均等密切相關。有錢人經常通過購買藝術品來避稅；如果特朗普的稅收政策讓他們的稅收得以減輕的話，那么他們就沒有那么多的需求來購買藝術品。”

一位紐約的藝術經紀人也認為對于短期預測應該保持謹慎。“大選的結果讓我們學會要接受意外，事情可以向任何的方向發展。不過我可以說，即便是在像‘9·11’或者是2008年的經濟危機這樣的環境中，藝術市場還是保持著穩定。”

從另一方面來看，位于紐約曼哈頓中心的藝術經紀人卻受到了大大的沖擊，由于候任總統特普朗還沒放棄第五大道的特普朗大廈的住所，因此周邊的特工、路障、抗議游行成為了家常便飯。

經紀人們說，這給生意以及參觀人數帶來了巨大的沖擊。雖然這里作為畫廊聚集中心就已經受到了切爾西畫廊區的挑戰，但是一些大牌畫廊如瑪麗安·古德曼（MarianGoodman）、瑪麗·伯恩（MaryBoone）、以及佩斯畫廊（PaceGallery）距離特朗普的這處寓所都只有幾分鐘的步行路程。

“參觀人數在減少。”蒂博爾德納吉畫廊（TibordeNagyGallery）的合伙人EricBrown說：“我們一直接到詢問是否正常營業的郵件和電話。抗議者和記者經常來我們這里使用各種設施。抗議人群、記者和擁擠的人流無疑對客戶產生了影響，尤其是那些年紀大的客戶，而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客戶。”

“很多客戶就根本不想再來這個區域了，”赫希爾&艾德勒畫廊（Hirschl&AdlerModern）的藝術家顧問TedHolland說：“本來讓人來市中心就是件困難的事情，現在又多加了一層難于登天的感覺，在這樣的經濟狀況下，由于很多人都在采取‘觀望’的態度，所以要賣出藝術品已經很困難了。”

政治對藝術市場的影響

除了特普朗政治的特殊性對藝術市場的影響，其實各國的重大政治事件都對藝術市場具有或大或小的感染。法國在野的右翼共和黨推舉出前總理弗朗索瓦·菲永作為明年的總統候選人，而藝術圈內的人士都在密切關注這位候選人的各項政策將會如何影響市場。從首輪投票結果來看，71歲的波爾多市長阿蘭·朱佩（AlainJuppé）以及第一輪當中以44%的選票遙遙領先的弗朗索瓦·菲永將前任總統薩科齊擠出了競爭的行列。雖然藝術與文化并不是競選的主要內容，但是下一任總統的各項措施也許會對法國的藝術市場產生巨大的影響。

無論是最后當選的菲永還是朱佩都許諾廢除現在對富人實行的“團結稅”——那些一家人凈資產超過130萬美元的家庭每年都需要支付0.5-1.5%不等的固定稅費。這一稅款1982年由弗郎索瓦·密特朗推出的時候就遭到了一大片非議，評論界說這導致了法國的富有階層離開祖國。

同時，去除富人稅也減少藝術品對于富有家庭的投資吸引力。法國的稅法在計算家庭財富的時候，并不將藝術品包括在內。高端的收藏家在購買了昂貴的油畫之后，所需要付的財產稅收就會大幅減少，甚至中等價格的藝術市場也會得到提升，因為很多的家庭都會投資藝術品，將自己的財產總值控制在130萬美元之下，避免交稅。

此外，今年全球矚目的“英國脫歐公投”結果以51.9%投票率“支持脫離歐盟”而告終。這個結果對政治、經濟帶來了巨大震蕩，而藝術市場也收到波及。從最小的畫廊到最著名的藝術創意巨頭，如果沒有歐盟的支持和合作，有太多項目根本不可能實現，脫歐不僅將英國數百萬國民帶入未知的溝壑，也將影響更多國內外藝術創意產業的從業者和產業本身的發展。

從一級市場的角度來說，西方當代藝術創作歷來與歐洲文化命運息息相關。眾多來自歐洲大陸的年輕藝術家來到倫敦這個孵化器生活、創作、交流，尋找靈感和機會。倫敦的畫廊背靠廣闊的歐洲大陸，面對活躍、豐富、多元的藝術家群體，得以自由地揀選高質量的藝術家培養合作，不斷輸送新鮮血液，這也是倫敦健康的當代藝術一級市場得以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英國脫歐后，歐盟公民失去了自由往來的機會，雖然脫歐派強調他們會保證高質量移民的流入，但年輕藝術家往往需要在倫敦積累數年方能符合所謂“高質量、高技術”的硬性條件。

作為歐洲藝術交易額60%多的貢獻者和世界第三大藝術市場，英國藝術行業在脫歐后到底會產生什么樣的變化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去推敲。但可以確定的是，就像現在整個英國一樣，行業內對此意見產生了嚴重分化和割裂。

政治與藝術的關系

由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政治的波動是會反映到藝術市場的，但這種反映并不一定是和政治的控制力或是穩固成正比的。比如英國脫歐，雖然抑制了畫廊從業者的發展，并且增加了年輕藝術家的培養難度，但是對于二級市場，英國脫歐意味著英鎊貶值，在短期內對拍賣行是有利的。

盡管如此，藝術市場的波動始終也是與金融掛鉤的，這種影響無可厚非，而作為業內人或是藝術家，更加重視的是政治是否對藝術本身產生影響，政治與藝術又會有什么關系。

事實上，藝術是一種創作方式以還原生活情態的審美表達，那么只要藝術家是在一定的政治形態中生活，那么他所創作的藝術品一定會受到這種政治形態的影響。一般來說，藝術的興盛與政治的開朗成正向關系，政治環境寬松，人們的思想自由，就更容易擦出藝術的火花。而這也不一定是絕對的，政治上有問題，各種社會矛盾集中尖銳，人們情緒波動，反思各種現象，思考人的行為合理性時，反而會催生藝術的繁榮。無論是十六世紀席卷歐洲的文藝復興，還是十九世紀法國文學的繁榮和俄羅斯各類藝術的興盛、五四時期中國一批有深遠影響的文人出現，還是改革開放中各類藝術對人的心靈關照和探索，都和社會轉型有關。

許多藝術家都會把政治作為藝術的題材，艾未未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先是挑戰了中國的政治，而后又惹到了德國人。二戰戰敗以來，避免“種族主義”始終是德國政治中最敏感的成分，為了“政治正確”、為了不遭到主流社會排斥，大多數德國人面對難民問題通常要么選擇“避而不談”，要么小心翼翼地發表人道主義、模棱兩可的觀點。維持這種政治正確似乎成了德國社會民眾秘而不宣的“約定俗成”。而艾未未在柏林御林廣場的音樂廳柱子上掛滿了14000個使用過的救生衣，以提醒歐洲人關注難民群體并且紀念逃難中溺亡的難民。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異見”者，一直以來艾未未在歐洲是成功的、廣為人知的、極具輿論影響力的藝術家。他用一個個充滿政治敏感性的行為藝術使自己飽受贊譽的同時，也恰到好處地站在輿論的正確方向。這次“音樂廳門口掛救生衣”的展覽也秉承了這位藝術家一貫的思維模式和創作風格。

當代藝術的政治性

說到藝術與政治，當代藝術是最具有政治性的一種藝術。當代藝術的先鋒性，實驗性，思想觀念的前沿激進性是它的特質。而這些特質正是引發人們激烈思辨討論的原因。從另一個角度說，對一個事物的可值辯論探討之處也是因其具有某種活力，以及其自身前瞻性魅力。不可否認的一個道理是，任何具開拓性精神鑄造的先進文明的價值都是矛盾的產物，這個過程是否定與肯定之對抗的歷史，消極意識形態與積極意識形態同構的歷史，也是相互轉換的歷史。

藝術家個體藝術創作在私密性場所的行為是談不上“事件”一詞的，而政治的概念是在社會公共領域中產生的，而唯有在公共領域我們才能在理論和實踐的角度與層面上來確證它的存在，以及它所衍生出的含義。杜尚的作品《泉》出現在藝術公共場所，而且引起了人們激烈的爭論。這樣的結果必然成為了一個“事件”，它牽涉到藝術自由的理念問題。美國政治哲學家阿倫特認為，自由是政治的必然之理。因此杜尚的《泉》一出場就帶有了某種政治性。盡管它的政治性還只是停留于初級階段，但這也是不可或缺的初始階段，它預示了后來的當代藝術實踐之內在觀念維度——政治性。

當代藝術作為一個社會整體文化的一部份，它觸及和探討的問題必然也是社會科學研究探討的對象。對問題的討論只能在一個良性的社會科學態度中才能得到一個適當的結論，反之，對當代藝術的存在理由和運動軌跡之批評討論研究更是離不開它特定的社會政治學語境。因此，對當代藝術背后的社會意識形態機制的洞悉必須要運用一種政治性的藝術干預方式，才能在日趨復雜多變的社會意識形態異態景觀中進行真正意義上的當代藝術的實踐。

結語

藝術可以說是政治的鏡子，這或許是當代藝術近年如此火熱的原因。很多人認為藝術不應該被政治，不過越是日常的、個人的方式在今天越可能是政治的，藝術應該以一種開放、敏感、批判、理性、實踐的方式去探求，這才是藝術政治的正確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