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西方來到中國，從洞窟、宮殿和畫商的密室里搜刮藝術珍品，盜走了雕塑、家具、瓷器、書畫等大量國寶。敦煌壁畫、龍門石窟、昭陵六駿……這些稀世珍寶現存何處?在盜寶者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斯坦因、華爾納、盧芹齋，還有哪些鮮為人知的“幕后黑手”?《誰在收藏中國》是首部系統梳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收藏家們，在1840年到1949年間，獵獲中國珍寶并運送出國的作品。該書入選《華盛頓郵報》年度最佳非虛構作品。

西方的侵襲究竟是對中國歷史的瘋狂掠奪，還是在無意中讓文物能夠得以保存，使其免遭戰火和貪婪之人的損毀?這一直以來都是爭議的焦點。兩位作者梅耶和布萊薩克在這個問題上也莫衷一是。但現階段，使這些文物免于在中國內戰中被毀的美國博物館理應繼續保留其藏品嗎?假如中國想收回，條件應當是什么?在該書中也有詳盡的探討。

本文節選自《誰在收藏中國》(中信出版社，2016年8月)，由中信授權刊載，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蘭登?華爾納

想象你是一位1923年前往中國探險的旅行家。離開北京時，你帶上地圖、掛包、水壺、錫罐、照相機、閃光燈和護照。有人警告你說，省界地區有土匪。過了一會兒，又建議你佩帶一把獵槍或自動左輪手槍。最后，你乘坐平漢鐵路(北京—漢口)的火車前往河南省洛陽市。

第二天早上6點，你攜帶更多安全穿越鐵路沿線動亂地區所需的文件，給地方官員的介紹信，離開了有古城墻環繞的洛陽。你坐上一輛人力車，朝著偏離你目的地南邊20多公里的龍門石窟進發。那里曾是佛教朝圣人群的最終目的地，是傳奇的絲綢之路的末端。你乘坐木筏渡過伊水河，那里有一匹馬在恭候。你騎上馬，來到一個守護龍門石窟的小村子。

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471年至499年)將其都城從山西大同遷至洛陽。之后，洛陽成為佛教僧侶的目的地。他們沿佛教起源地印度北部與中國之間的商路游弋，那些貿易之路被統稱為“絲綢之路”。龍門石窟有2345個洞窟，它們在黑灰色石灰巖山崖上開鑿而成，供佛教僧侶隱居之用。龍門石窟曾經擁有10萬尊雕像，將近2 500座石碑。此時，龍門石窟的保護性柱廊、外廳已消失殆盡。龍門石窟是中國三大石窟寺之一，作為宗教朝拜地，那里已廢棄很久。盡管如此，中國人仍然了解、崇敬龍門石窟，尤其是那里的書法碑刻。

日本學者岡倉天心是訪問龍門石窟的首位外國探險家。后來，他當上了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亞洲藝術部的主任。1893年，岡倉天心無意中發現了龍門石窟遺址。他拍攝了一些照片。返回日本后，他用賓陽中洞石窟的幻燈片舉辦了講座。之后是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畹，他于1907年來到龍門石窟，在那里停留了12天，對石窟進行測量、拓片和拍照。1910年，查爾斯?朗?弗利爾參觀了龍門石窟，他是美國亞洲藝術鑒賞家，也是以他自己姓名冠名博物館的主要捐助人。弗利爾在龍門石窟駐扎了幾日，委托攝影師裕泰拍攝玻璃底片照片(現存于弗利爾檔案館)。弗利爾評論說，龍門石窟的藝術，似乎優于他之前看過的任何東西。

在瀏覽龍門石窟照片時，蘭登?華爾納被文昭皇后和孝文皇帝(賓陽洞雕塑的供養人)兩幅禮佛浮雕所吸引。他把照片送給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你可以看到古代中國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于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1909年，法國漢學家沙畹在其里程碑著作《華北考古圖譜》一書中發表的照片，刺激了1911年至1949年對龍門石窟的大規模掠奪。如斯坦利?亞伯公爵寫道，法國人的學術著作“無意中提供了帶照片的目錄，外國買家可借此在公開市場追求，或有時候‘特別預訂’所挑選作品，即告訴他們在中國的代理，他們對獲得龍門石窟哪些東西感興趣”。

蘭登?華爾納也證實了這一點。1913年，他去歐洲旅行，順便訪問了巴黎的賽努奇博物館。亨利?賽努奇是一位意大利銀行家，這些著名的亞洲藝術收藏雖然在賽努奇家中陳列，但已經被遺贈給了巴黎市政府。華爾納向自己當時的導師和雇主查爾斯?朗?弗利爾報告，提到了賽努奇博物館最近取自中國石窟的十幾尊雕塑。華爾納指出，歐洲的古董商們已向他們在中國的代理標注了龍門石窟的照片。代理們正根據訂貨，委托當地的石匠偷盜雕像。他擔心自己有關中國附印照片的出版物也會帶來同樣結果。“那種事情，將會極度傷害我的良心。”

　　東魏觀音像。波士頓美術館藏

主犯盧芹齋

此時，盧芹齋粉墨登場。他是經營龍門石窟雕像的最重要的古董商，與美國博物館研究員和亞洲藝術收藏家保持著長期互利關系。王伊悠曾撰寫過有關盧芹齋的論文，在接受《金融時代》報采訪時，她說，盧芹齋經營模式的基礎，“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邏輯，即將中國的古代文物供給有錢有勢的現代美國人消費”。從那方面講，盧芹齋扮演的角色，是為其歐美客戶服務的“外來中國仆人”。在今天的中國人看來，盧芹齋是西方掠奪中國藝術的主犯。

盧芹齋原名盧煥文(被一位法國博物館研究員簡稱為C.T.Loo)，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城外一個默默無聞的生產絲綢的小村子盧家兜。他的父母都是農民，父親是一位鴉片癮君子，母親后來自殺身亡。如《盧芹齋傳》作者杰拉爾丁?蘿拉所細述：1902年，盧芹齋作為廚師乘船前往巴黎。在那里，他與中國駐法國使團的商務參贊張靜江攜手，成立了“運通”公司，合作開展商業經營活動。除了從事茶葉和絲綢貿易，該公司也經營中國文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他們用其經營盈利資助了孫中山的國民軍。那是他們最精明的投資，雖然從1913年起，民國政府已經開始限制文物出口，但他們仍然得以利用國民黨的影響力出口文物，其中許多屬于清代宮廷收藏。

盧芹齋愛上了經營帽子店的法國女子奧爾佳，但她卻更愿意與資助自己生意的保護人繼續交往。因此，盧芹齋與其15歲的女兒成婚，生育了4個女兒。盧芹齋擅長交際舞，是一位美食家——曾經擁有塞納河左岸的一家中國餐廳，也是一位藝術鑒賞家。盧芹齋的事業始于經營古董，在巴黎第九區的泰特布大街開辦了一家小畫廊。起初，他只從歐洲進貨。然而，到了1911年，他分別在北京和上海設立了辦事處，從而有可能獲得一些重要文物，許多東西源于宮廷。

經營初期，盧芹齋向歐洲收藏家出售瓷器，比如帕西瓦爾?大衛德爵士。今天，大衛德爵士的卓越藏品已經入藏大英博物館。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盧芹齋擴展了經營范圍，以便向有錢的美國人兜售。當時，中國在努力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放棄了佛教。而像伊莎貝拉?斯圖爾特?加德納、阿比?洛克菲勒及其妹妹露西?奧爾德里奇之類的美國人，對佛教的興趣卻與日俱增。因此，盧芹齋為自己不斷增長的佛教雕塑藏品找到了客戶。他把自己的經營重點轉移到了美國，在紐約第五大道開設了一家畫廊。

1926年，盧芹齋邁出了大膽創新的一步。他對位于巴黎庫爾塞勒路的一棟19世紀聯排別墅進行修繕，將其改造成一座中國佛塔式的5層紅色建筑，在其四周鑲嵌了漆板。那里位于巴黎第八區，交通便利，附近有賽努奇博物館，以及正成為巴黎富裕收藏家聚居之地的蒙索公園。盧芹齋在那里“養成了不向每位訪客展示最好東西的習慣”。德國收藏家愛德華?范?海德特說：“他的一些中國文物深藏地下室，只向那些他認為真正理解中國藝術的人展示。”最終，盧芹齋成了20世紀最重要的中國藝術古董商。勞倫斯?史克曼研究員給盧芹齋起個綽號，稱其是“東方藝術古董商中的杜維恩”。杜維恩是經營歐洲古典繪畫杰作的最著名商販。最終，盧芹齋也與約瑟夫?杜維恩爵士一樣，成為爭議不斷的人物。

一些重要藝術史家對盧芹齋經營的東西進行了研究、記錄，隨后出版了圖錄，組織舉辦了展覽。在1940年圖錄前言中，盧芹齋回憶起自己最初與佛教雕塑的接觸：

我記得那是1909年的春天。一天，我去巴黎的賽努奇博物館，拜見阿登尼?德查克館長。當時，我與他并不相識。談話期間，他讓我看了一張照片，那是一尊石雕頭像。它精美之至，立刻喚醒了我的一個愿望：在中國藝術經營中開辟一條新戰線……我隨即把那尊石質頭像的照片寄給了我在中國的合伙人，并很快收到了回信。合伙人告訴我，他的一個買家正擔任法國古董商馬塞爾?冰先生的翻譯在西安旅行。冰先生用10塊大洋把它買下，最后賣給了布魯塞爾的斯托克萊收藏館。

盧芹齋繼續講述他有利可圖的郵購生意：“此后幾個月，我收到了北京辦事處的電報，告訴我他們已獲得8尊真人大小的石雕。由于我不知道如何處理，我給他們回電，讓他們在中國處理掉那些石雕。他們無法辦到，最后把它們給我運送到了巴黎。抵達巴黎后，我向所有古董商展示那些石雕，卻無人想要購買……我在歐洲各地展示它們的照片，還是毫無結果。1914年至1915年冬天，我去美國，隨身帶了一套用于在美國展示的照片。”

他展示了照片。客戶們很快進行了核對。結果是，那些石雕至今仍在美國的十來座博物館中展出。整個20世紀30年代期間，盧芹齋構建了復雜的買家和探子網絡，使他不僅有能力購買佛教雕塑，還能夠買到近期源于盜墓的整套玉器和青銅器，以及遭受破壞寺廟的壁畫。盧芹齋扮演的角色，刺激了那些盜墓活動。因此，中國人把他看成一個大惡人。在盧芹齋帶領下，其他人很快步其后塵，一擁而上。

但是這些都是后來的事了。讓我們重返1914年5月2日。那一天，針對紅火的佛教雕刻市場，倫敦的《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反對“肆意掠奪、破壞重要中國藝術歷史遺跡的行為”，社論詳細寫道：

巨大的人物淺浮雕，在其豐富環境中展現了佛教傳說和神學。它們被盜賊肆意切割、鋸斷或摔成碎塊，以便運往北京，并出售給歐洲古董商。收藏家或博物館的代表，則迫不及待地買下它們。那些人會對參與走私躊躇遲疑。但是，他們反駁道，既然那些戰利品已落入他們手中，他們至少有責任為其提供一處值得停留的地方。競爭在增長，價格在躥升，破壞的動機進一步受到刺激，變得日益高漲。

　　南海觀音，彩繪木雕。遼代或金代。

勞倫斯?史克曼

同年同月，華爾納訪問了龍門石窟，卻發現在那里連一個晚上也待不下去。洛陽的治安官警告他說，僅在龍門石窟外面就有1000名盜賊;“軍隊每晚都出動，與盜賊發生沖突，維持正常秩序。兩天前，軍隊遭遇了一場激戰，殺掉了100多名盜賊。”華爾納抵達龍門石窟時，看到墻上掛著被砍掉的盜賊腦袋。“邪惡的烏鴉在每個腦袋上面啄食，在橫跨洞窟、掛著被砍頭顱的橫木間棲息。石窟墻壁的外面也有一些尸體。在那些尸體身上，發生過難以形容的、不可思議的暴行。”已有蒙古軍隊被調入，他們就駐扎在石窟之中。“陌生人不能在現場停留，更不用說尋求和平的考古交易了。”

但是，華爾納給停留開封的妻子寫信時說，“總的來說，龍門石窟令人難以置信。在我看來，我們所熟知的那組《女士》浮雕人物像，是中國藝術的最佳之作。我所見過的所有東西，都無法與其媲美……至于大平臺上面那尊高近23米的坐佛及其8位侍從——不用說，那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圣地之一……龍門石窟最近遭受的破壞，如我們聽說的一樣糟糕，隨處可見被打掉雕塑頭像的新茬兒。有的雕像被蓄意挖出，有的被士兵隨意敲落……那種場面慘不忍睹，幾乎使人感到惡心。”

回到美國，華爾納忙于為弗利爾的收藏編寫圖錄，他在底特律的藏品迅速增長。華爾納注意到，他能把最近所購一尊頭像，與龍門石窟一尊雕像的身子相銜接，這要歸功于弗利爾的照片，它展示了雕像被盜賊砍頭前的狀況。戰爭已使歐洲對中國藝術的需求有所降低。但是，華爾納預言：手持大把現金的美國人，“將樂享一個不同尋常、能用相對低價買入藝術珍品的良機”。

1923年，華爾納與賀拉斯?杰恩和兼任秘書的王翻譯重返龍門石窟。軍閥吳佩孚為他們提供了一輛轎車。華爾納在報告中寫道：“龍門石窟的正門處，有高度超過18米的巨大力士雕像佛龕。除了出現了一些缺口裂縫外，那里與我記憶中10年前的樣子無異。古董販子為了我們的博物館，正是從那些佛龕巖石上敲掉了人物雕像或頭像。”華爾納聲稱，在吳元帥領導下，所有故意破壞公物的行為已被阻止,雖然和平只是暫時的。政府官員仍有把龍門石窟珍寶當禮物送給外國顯貴和游客的習慣。華爾納對此感到悲哀。

中國政府實施了更加強硬的法律，包括1930年7月7日頒布的《古物保護法》，設立了諸如“中央古物保護委員會”之類的政府機構。盡管如此，20世紀30年代，收藏家及其“朋友們”在龍門石窟的經營，仍在良好運轉。據法國人斯坦利?亞伯記載，龍門石窟有96個主要洞窟遭到洗劫。龍門石窟的雕像買賣并非全部經過盧芹齋之手。目前，它們已四處散落，遍及從大阪到多倫多，從蘇黎世到華盛頓特區……從舊金山到波士頓的博物館。目前，龍門石窟的雕像仍繼續現身拍賣。1993年，倫敦蘇富比落槌了一尊龍門石窟人物雕像，1996年4月，香港佳士得拍賣行上拍了一尊觀音頭像，其出處僅標注為“歐洲舊藏”。可與那尊頭像相提并論的，還有已知源于龍門石窟、藏于洛杉磯郡立博物館和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其他代表作品。然而，與勞倫斯?史克曼和普艾倫的大膽進取相比，上述一切都屬于小巫見大巫。那兩位美國研究員，征集了龍門石窟賓陽中洞的兩幅淺浮雕作品：20世紀30年代初，史克曼為一座嶄新博物館——堪薩斯城的納爾遜美術館購買了《帝后禮佛圖》;而長期主管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藝術部的普艾倫，則將《帝王禮佛圖》納入該館收藏。

龍門石窟的賓陽洞長7.62米，寬6.1米。如史克曼自己所描述，它在公元6世紀完工時，顯得“清晰而有條理”。洞窟正面入口靠墻處端坐一尊佛像，旁邊是佛的弟子和兩尊菩薩立像。洞窟兩邊的側壁上有一組3尊雕像，為佛和菩薩像。洞窟的前壁被水平分為4層，其中有兩塊浮雕體量最大，無疑也最重要：它們展現了文昭皇后與隨從、孝文帝與宮廷朝臣禮佛的形象。下層是惡魔像，上層雕刻的是佛本生的故事場景;最上面一層，再現了維摩羅詰菩薩與文殊菩薩辯經的場面。在中國，那是一個經久不衰的主題。

福格藝術博物館第二次探險隊失敗后，蘭登?華爾納重返中國。除了在劍橋城教書和博物館研究外，他還找到了一個收益豐厚的副業：為堪薩斯城待建的納爾遜美術館的董事們提供藏品征集咨詢服務。為了給博物館物色一個能去現場收集中國文物的人，華爾納推薦了自己的優秀學生勞倫斯?史克曼(哈佛大學，1930級)。那時，史克曼拿到了哈佛—燕京學院的獎學金，正在北京學習。史克曼出生于丹佛，17歲時，他在丹佛布朗王府酒店附近的畫廊，偶遇了亞美尼亞古董商和亞洲藝術專家薩爾基相夫婦，對亞洲藝術早早產生了興趣。

1931年，史克曼依靠獎學金在中國居住。此時，華爾納打斷了史克曼的學習。他成為躊躇滿志的華爾納研究員的小跟班。他們一起去北京古玩區琉璃廠見古董商，到天津臨時“皇宮”拜會中國末代皇帝溥儀，觀看他的繪畫收藏。離開中國時，華爾納把堪薩斯城征集經費剩余的5000美元移交史克曼，那筆錢存于美國的大通銀行。起初，史克曼以10%的傭金形式工作，后來變成了每月100美元薪酬，責任是征集“不同凡響、有珍貴價值的東西”。那堪稱一個合作的開始，其結果是見證了堪薩斯城一座巨大美術建筑拔地而起，成為世界級亞洲杰作的收藏之家。建設那座博物館耗費了1100萬美元，來自《堪薩斯明星報》的所有人威廉姆?羅克希爾?納爾遜的遺贈。該館絕大多數藏品的征集，均由很快成為該館研究員、后來當上館長的史克曼完成。

史克曼是個學習高手。美國學者歐文?拉蒂摩爾是一位中國通，他描述的一件軼事證明了那一點：“今天早上，史克曼與一位古董商在一起，那位古董商一口回絕他的出價。然后日本人派來一架飛機解決了問題：史克曼向古董商抱歉，稱自己很忙，要搬家，有許多包裹要打;同時，他一臉憂慮地抬頭看看天空——于是，古董商調整了價格。”

約翰?凱文?弗格森是史克曼人生中的另一位貴人。他是衛理公會教派傳教士、文物鑒賞家和新近開放的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顧問。弗格森的關系網中有許多軍閥和官員，他們都迫不及待地出售一些重要收藏。弗格森在信中對史克曼大加稱贊，稱他聰慧、勤奮，對老一輩學者建議研究的中國書籍欣然接受，并且“風度翩翩”。史克曼在中國停留了四年。其間，他足跡遍及中國北方的大部分地區，拍攝了大量照片。他探訪村莊廟宇，延續自己對佛教藝術的學術興趣。慧俊是史克曼信賴的助手。在他的陪同下，史克曼經常外出，一走就是六個星期(后來，那位助手被日本人綁架殺害)。

20世紀30年代，北京的國際社會光怪陸離。對此，史克曼的朋友們有過描述，包括傳記作家喬治?凱茨的《豐腴年華》、牛津大學的極樂鳥哈羅德?艾克敦的《一位唯美主義者的回憶錄》(在伊夫林?沃的小說《故園風雨后》中，他作為安東尼?布蘭奇而名垂千古)。正是在北京，艾克敦與史克曼建立了終身友誼。他的部分中國藏品，至今仍在堪薩斯城收藏。對年輕的同事史克曼，艾克敦給予了概括，稱其是所有中國物品的鑒賞家：

一天中的最好時光，是史克曼走進屋子，懷里抱著他發現的一些珍寶。當然，他總是在發現珍寶，從周代青銅器到玉蟬。那真是堪薩斯城博物館的齊天洪福。我對他的正直誠實感到驚奇。任何其他人，只要對那些東西帶有如此強烈的個人激情，都會將它們據為己有。可堪薩斯城怎么就能道高一丈呢?在史克曼手里，那些東西宛如沉睡中的公主，被白馬王子的吻從夢中喚醒，顯得容光煥發。他抱著它們，回到北京協和胡同里的愛巢，如同攜帶新娘步入圣壇。在那些婚禮中，我常常有幸成為伴郎。但是，短暫蜜月過后，它們被送走，到密蘇里州展廳的玻璃展柜后面再次入睡。

著名的《帝后禮佛圖》浮雕，是一個經常被人提及、令人不快的故事

堪薩斯城著名的《帝后禮佛圖》浮雕，是一個經常被人提及、令人不快的故事。在蘭登?華爾納與史克曼的一系列通信中，也談到了那件事。他們之間的通信一直躺在華爾納所在哈佛大學和史克曼所在堪薩斯城的檔案館里。1931年秋天，當史克曼第一次來到龍門石窟時，那兩幅2.74米寬(帝后)和接近3.96米寬(帝王)的浮雕，仍在賓陽中洞里面完好無損。史克曼在龍門待了一個星期，委托人制作它們的拓片，記下了大量筆記。1932年末，他開始在北京古董商的店鋪里見到龍門石窟的碎片：“一只只單手、頭像碎塊、淺浮雕佛龕裝飾和銘文碎塊。”

到了12月，史克曼找到了北京國立圖書館館長、古物保護委員會成員袁同禮。“我告訴他龍門石窟的狀況，請他在權限范圍內保護龍門石窟。他回答說：如果外國人不停止購買雕像碎塊，破壞將會持續進行。對此，我的答復是：實際上，據我所知，沒有外國人試圖購買任何雕像碎塊或碎片……除非它們在北京的市場上出現。到了那時，再想控制走私會是白費工夫。從另一方面講，在龍門石窟阻止掠奪其實極其容易。此時，我提出建議，從對中國藝術感興趣的外國人中籌款，在龍門石窟部署一些警察。袁先生說那種幫助沒有必要。”另一封來自袁同禮的信問道：“找出那些收留龍門石窟雕像店鋪的名字，對你來說是否過于麻煩?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從源頭制止肆意破壞，如果你能向我提供那些信息，我將對你特別感激。”史克曼拒絕向他透露古董商的名字(袁同禮后來在對美國所藏中國藝術品進行核查、記錄方面成了一名先鋒)。

　　鏤空龍虎飾臥蠶紋璧，東周玉器。堪薩斯城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

1933年3月，在當地一位官員和哈佛大學學者威爾瑪和費正清的陪同下，史克曼再次訪問了龍門石窟。他回憶道：“在許多公元500年至公元525年的早期洞窟中，雕像的頭部不見了。在有的地方，墻上和佛龕中的整個雕像被砍掉。《帝后禮佛圖》浮雕的大部分，以及幾個人物頭像已不翼而飛。”

1934年1月底，史克曼向華爾納報告說，伯差德已買下《帝后禮佛圖》1933年消失的兩個女性頭像。“那時，我們開始聽說，越來越多的浮雕碎塊正流入市場……經過與伯差德博士仔細討論，我們決定，盡我們所能收集該浮雕的碎塊。我們的目的，是保護那尊北魏最佳典范雕塑的安全，盡可能對其進行保護，使其接近完整。向中國政府報告此事已為時過晚，破壞已經造成……顯然，無論龍門石窟還遺留了什么，那尊浮雕在原址的價值已經喪失。因而，盡我們所能收集其全部碎塊，用我們掌握的資金對其進行認真修復，似乎成了我們能夠提供的最大幫助。”

1934年2月，堪薩斯城通知史克曼，它已暫時得到了希望獲得的全部雕像。史克曼問華爾納：“我們接下來干什么?當然，整個事情在這里還無人知曉。”他絕望地寫道：“龍門石窟正遭受徹底破壞，在那種時刻，我到達龍門石窟現場或許是一種幸運。自公元6世紀以來，那些洞窟一直存在，卻在一年之間消失，而那只是一千四百年中的一年。現在，古董店里已充斥著龍門石窟石雕。用不了幾年，它們就會變得與古代希臘雕塑一樣稀有，一樣有價值。”

此時，華爾納的唆使似乎形成了一個計劃，并得到了福布斯批準：由福格藝術博物館和納爾遜博物館聯合購買浮雕。由于浮雕絕大部分是小碎塊，伯差德將對它們進行拼接。到了4月，史克曼已成功征集到浮雕的絕大部分碎塊，首批分期付款是13，000美元。4月25日，福布斯給納爾遜博物館館長保羅?加德納發電報：“正郵匯給你6000美元。7月1日后，能再提供500美元。” 1934年5月，計劃用3個箱子，運送兩大塊經過修復的浮雕。為此，史克曼需要得到吉姆?普盧默的幫助，通過上海安排運輸，以躲避天津港口海關的仔細查驗。當時，普盧默在中國海關部門工作。在給普盧默的一封信中，史克曼細述了那些“中國拼圖”長達一年的冒險故事，并要求普盧默讀信后予以銷毀：

那時，我是一個快樂的質樸青年。現在，我已兩鬢斑白，身體彎曲，腦子也不再特別靈光。但是，我得到了完整的禮佛圖浮雕。從這里到那里，從這家店到那家店，從開封，從鄭州，是的，包括從上海，我一塊接一塊地收集，這里收半個腦袋，那里收一條袖子;從夏先生手里收一只手，成百上千的小碎塊……不管怎樣，最后，早期中國雕塑最偉大的單件浮雕被組合在一起。我覺得，我們為中國藝術，為全世界做了一些事，其價值只能被后人評估。我們花了3個月時間，把它們一塊塊拼接起來，像一群男孩子整天坐著，試試這塊，試試那塊，哪塊該放哪里，合不合適?那是一只眼睛，還是一條服飾花邊?

不管怎樣，到了5月底，史克曼給華爾納寫了封信：“3個大箱子已經離開，困難重重。我感覺自己年輕了3歲。”

然而，6月再次去龍門石窟時，史克曼吃驚地發現，他得到的浮雕，比他想象中要少很多。更糟糕的是，他擔心自己購買了一些贗品，它們已開始顯現。“當然，所有頭像和一些服飾皺褶殘塊都是原物，另外一些皺褶殘塊可能還在北京。我們拿到的一些碎塊，次序有些問題。難題是，無人能派人到龍門石窟取得留在那里的東西……簡言之，情況一團糟，我對此陷入深深的絕望之中。”

不管怎樣，《帝后禮佛圖》浮雕遭受破壞的流言傳至紐約。1935年夏天，普艾倫揮舞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研究員旗號，也來到了龍門石窟，參與到剩余戰利品的競爭中。

20世紀初，日本學者關野貞教授在龍門石窟拍攝的《皇后禮佛圖》浮雕。《帝后禮佛圖》，是龍門石窟賓陽中洞的浮雕，由《北魏孝文帝禮佛圖》(又稱《皇帝禮佛圖》)和《文昭皇后禮佛圖》(又稱《皇后禮佛圖》)兩部分組成。

我們上次提到普艾倫，還是1925年的事。那時，他與賀拉斯?杰恩和福格藝術博物館第二批探險隊一起，正在從敦煌返回的路上。第二年，我們提到他拿到了前往北京學習的薩克斯獎學金，為福格藝術博物館征集文物。普艾倫所獲的獎學金，使他得以(混跡于琉璃廠古董店之間)學習中文，并追求他特別感興趣的中國戲劇。他學會了演唱整場戲劇，能用刺耳的假聲連續唱上半個小時，贏得古典戲劇學會的洋人朋友和中國客人們的陣陣尖叫喝彩。

在北京家中，有幾位適婚年齡的僮仆伺候普艾倫的日常生活。他讓他們身著中國學者長袍。據普艾倫的同事、弗利爾美術館的畢士博說，普艾倫已經“完全中國化，衣服、食物、臟地板，甚至到了允許他的京巴小崽們到處亂跑撒尿的程度。那些事情必須有個了斷，以免變得更糟，哪怕讓他遠離北京”。

(旅居北京期間，普艾倫堅定不移地認為自己屬于中國人。他成了一名佛教住持，安排將自己葬于中國的一處佛教墓地。然而，此事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共產主義政治干涉，他被禁止在中國入土。普艾倫死于日本，葬于京都日本山中商會古董商家族為其提供的墓地。)

1927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波什?雷茨返回荷蘭生活。該館邀請普艾倫擔任該館的臨時研究員，以便接替雷茨的工作。普艾倫善于看人下菜碟，會根據你的社會地位或與其親疏程度，表現得“機智詼諧、溫文爾雅、一副學者派頭”，或“頑固暴躁，像時興的游手好閑之輩，變成一位招人嫌的壞蛋(參見電影《晚宴的約定》等)，并且表演得繪聲繪色”。

在接受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邀請時，普艾倫強調了自己為贏得那個位置付出的艱辛努力：

我在馬車里沿沙漠道路顛簸前進的每一分鐘，以及我在北京小胡同、戲院、公園、茶館和中國人家里停留的每一分鐘，都為我提供了一種途徑，使我對那個偉大的民族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使我有更好的理由斷定：這是宋代繪畫，那是北魏石刻。我愛中國人。有時候，我也會使他們痛苦不堪。但是，我依然熱愛他們，愿意在我墓碑上刻上3米多高的大字：“世上有兩個最偉大民族：希臘人和中國人。”

波什?雷茨曾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慘淡經營，只有一名孤零零的助手和極少經費。但是，繼任的研究員們都對他取得的成績贊不絕口，包括他征購的一尊巨大北魏鎏金銅佛像和一批繪畫收藏。經查爾斯?弗利爾推薦，雷茨從約翰?弗格森手中購得那批藏品。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強項，在于它擁有奧爾特曼所藏瓷器和所購青銅器。那批青銅器，從已故鑒賞家、收藏家端方總督家族征集，同樣由弗格森從中協調完成。

然而，那一類藏品，絕對不符合普艾倫核心愛好的胃口。“如瓷器和青銅器那樣的美物，似乎與我認為的主要藝術形式——繪畫、雕塑和建筑不可同日而語。”普艾倫發誓，“構建與紐約這座城市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規模相匹配的收藏……我們需要重點關注體量大、具有影響力的藏品。”來自龍門石窟的浮雕同時滿足了以上兩個要求。1934年，道德彎下了直挺腰板。那年，普艾倫從隨身攜帶的煙斗中彈掉煙灰，重返中國探尋龍門石窟石雕。他曾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長赫伯特?溫洛克寫信，稱“龍門石窟的偉大浮雕(可與萬神殿和法國沙特爾大教堂媲美的中國藝術)，正在遭受破壞，敦煌的一些壁畫(最偉大的中國壁畫)預計會在北京出現。我應該到那里去，為博物館收集有關它們的一切信息，無論我們能否得到它們”。抵達北京后，普艾倫很快從北京小道消息工廠聽說了一位競爭對手——勞倫斯?史克曼。

普艾倫有一個朋友叫岳彬，從事龍門石窟浮雕經營活動。他向普艾倫透露說，奧托?伯差德已得到了《帝后禮佛圖》浮雕。普艾倫向溫洛克館長報告，稱伯差德“正與老弗格森神父、年輕可愛的史克曼、蘭登?華爾納和堪薩斯城串通實施某種陰謀。不管怎樣，龍門石窟還有更多東西。如果我們想，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東西”。普艾倫質問史克曼時，后者“顯得相當尷尬”，因為普艾倫“怒氣沖沖，他曾希望能及時趕到把它拿下”。由于最終安排尚未結束，那些貨箱還未運出，史克曼對普艾倫盡量三緘其口，將其視為自己不能隨意討論的博物館秘密。

但是，《帝王禮佛圖》浮雕仍在待價而沽。1934年秋天，普艾倫與岳彬聯系，同意向那位古董商支付40，000美元，購買他手中擁有的6個頭像。盜賊們則根據與岳彬代理所簽的合同，將仍留在龍門洞窟浮雕的其他部分敲掉盜走。岳彬拿到另外13個頭像時，他會得到10，000美元。與岳彬古董店“彬記”所簽的合同規定，“如果山里面出事”，以及“條款未能履行”，合同作廢。艾米?麥克奈爾對龍門遺址進行過詳細研究，她在《龍門石窟供養人》一書中指出：“那份合同一清二楚地表明，當時，浮雕的其他部分尚未被盜。”

饑餓的村民砍掉了浮雕，向當地軍隊行賄，把它們裝入麻袋運往保定。在北京對其進行拼接后，當地一位古董商代理內利?赫西，提供了一份虛假運貨單，用以欺騙海關官員;然后把石雕碎塊運至紐約。雖然簽署了上述合同，普艾倫仍難以獲得“21塊主要碎塊”，其中可能包括失落的頭像。1944年，普艾倫寫了一篇有關龍門石窟的文章，對龍門石窟遭到肢解故作驚訝。他一口咬定市場上許多東西都是假貨。

“龍門石窟是如此遭受蹂躪的：龍門石窟附近的小村莊在袖手旁觀。但是，到了夜晚，男人們蹚過腋窩深的河水，從石窟表面敲掉碎塊，把它們帶到鄭州，在那里賣給北京古董商的代理。在北京，人們對那些碎塊進行拼接，并滿懷熱情地根據照片和拓片制作復制品。你會發現男女供養人的頭像散布于歐洲、英格蘭和日本，人們認為它們是龍門石窟原作。其實，其中絕大部分是徹頭徹尾的贗品。”不管怎樣，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下屬完成了對《帝王禮佛圖》浮雕碎塊的拼接。之后，它一直成為該館主要亞洲藝術展廳中的驕傲。

1940年，龍門石窟的故事臨近尾聲，福格藝術博物館和納爾遜博物館同意，考慮到《帝后禮佛圖》浮雕的重量和脆弱性，它不應該被分離，不應該每隔幾年在兩館之間運來運去輪流舉辦展覽。于是，福格藝術博物館接受了納爾遜博物館提出的對策：由其返還福格藝術博物館購買該浮雕的預付金，使以總價32，000美元征購的《帝后禮佛圖》，得以永久留在堪薩斯城。

尾聲

20世紀30年代，一直存在依據古董商訂貨而盜竊文物的活動。保護遺址的努力經常屬于竹籃打水。有一件趣聞足以說明當時的情況：喬治?克羅夫茨博士曾負責保管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館的中國收藏，一位古董商向他提供了一尊龍門石窟頭像。克羅夫茨認為將頭像偷運出中國令人羞愧，于是將其買下，并送還給中國政府。但是，當古董商再次拿這同一尊頭像向他報價時，他再次買下，把它留給了博物館。

由于供不應求，假貨的數量急劇增長，使藏品出處研究變得極為復雜。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普艾倫仍在繼續征購龍門石窟雕像。在今天看來，其中一些藏品的真偽存有疑問。至于納爾遜?阿特金博物館，1975年，當中國官員赴該館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開幕活動時，該館知道中國人對《帝后禮佛圖》的感情十分敏感，決定在浮雕前面臨時設立了一道墻。

中國作家宮大中寫道：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在岳彬北京的家中發現了《帝王禮佛圖》浮雕的殘塊，并對那些無頭殘塊進行了拼接。岳彬盜竊龍門石窟的犯罪事實曝光后，中國文化精英的300多位代表請求政府予以懲處。1959年，岳彬死于獄中。“文化大革命”期間，龍門石窟遺址相對未受影響。當地一座佛寺遭受破壞后，增加了對龍門石窟的保護。洛陽市的黨委書記，命令洛陽農機學院的師生，對龍門石窟提供24小時保護。2000年，龍門石窟被宣布為受保護文化財產，列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獲得了100多萬美元的修復資金贊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大陸利潤豐厚的藝術經營壽終正寢。第二年，盧芹齋宣布退休。他在給客戶的一封信中聲明：“現在，我已是古稀之年。半個世紀以來，我一直收藏、出售中國古代藝術品。那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職業，它集生意和愉悅于一身。我幾乎沒有一天不是在獲得或打算獲得某些東西的興奮中度過。在上海掌權的新政府，公開沒收了一大批藏品，其中包括許多非常重要的文物。那時我突然認識到，經營中國文物已是窮途末路。我所有的快樂，也將隨之煙消云散。”

　　藏寶圖(即中國文物如今的下落) 正面

　　藏寶圖 反面

涉及龍門石窟遭受的破壞，以下主角們發表的聲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有指導意義的補充說明：

(中國)中央古物保護委員會(1931年)：“從原屬國出口考古文物，只有在以下情況下才屬正當：(a)文物從其合法所有者手中合法取得。(b)拿走藏品的任何部分，將無損于藏品之完整。(c)文物原屬國中無人有足夠能力，或有意研究，或妥善保護它們;否則，其行為不再屬于科學考古，而是商業性故意破壞行為。”

愛德華?福布斯致信保羅?加德納(1934年)：“我認為中國政府準許從石窟墻上敲掉那些偉大雕塑，并允許它們離境的行為，是一種暴行。但是，我認為，既然我們與從石窟墻上敲落的雕塑毫無瓜葛，我們只是首先聽說那些殘缺不全的碎塊在北京出現，并被拼接。為了子孫后代，我們有理由以此種方式將其買下。為了達到保護它們的目的，我們不惜把雕像一分為二，兩家博物館各保留一半。然而，我強烈感覺，我們是在為人類的利益保護那些文物。而且，由于它們真的歸屬中國，在未來任何時候，如果中國變得足夠穩定，組織良好，中國政府有能力為人類利益安全保護此類文物，福格藝術博物館和堪薩斯城博物館，將會做出一個非常慷慨大方和正當的姿態：把那些文物賣回給中國政府。”

蘭登?華爾納(1940年)：“如果我們因購買那些浮雕碎塊遭受批評，那么我們為拼接它們付出的熱愛、勞動和美元，應該使批評者啞口無言。我們的行為本身，也是為中國事業服務，比中國其他任何人付出的更多。”

盧芹齋(1940年)：“作為使那些國寶流散的源頭之一，我深感羞愧……中國已經失去了自己的珍寶。我們唯一的安慰是，正如藝術無國界，那些雕塑走向了世界，受到學者和公眾的贊美。與任何在世的大使相比，它們能為中國做更多好事。中國為外部世界所知，這些藝術品或許是最佳途徑。由于中國不斷變化和動亂，在其他國家，我們的文物會得到比在中國更好的保護。我們流失的珍寶，將成為真正的信使，使世界了解我們的古老文明和文化，有助于人們喜愛并更好地了解中國和中國人民。”

普艾倫(1941年)：“據說，博物館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存過去的紀念物，把它們保留給一個更加溫和的未來——今后五百年，我們所處時代的博物館發揮的作用，將被認為與修道院在黑暗中世紀羅馬帝國分裂時發揮的作用一模一樣……博物館無法將龍門石窟的所有輝煌呈現給你，但是它為你抓住了一個碎塊。”

普艾倫還寫道(1944年)：“賓陽洞那兩塊男女供養人的浮雕，屬于一件流失文物。對于一個民族的一個偉大紀念物，從未發生過比那更為缺德的事情。那些浮雕已經流失——我們僅有令人悲哀的碎塊可以展示。”

史克曼(1967年)：“那些浮雕很像我們人類，一個遭受了嚴重事故的人。整容醫生的技術讓朋友們還認得他。但是，他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所有關心中國文化傳統的人，都會更希望《帝后禮佛圖》浮雕仍然留在遙遠的河南省。它在那里出生，是賓陽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后，史克曼又寫道(1981年)：“……在蘭登?華爾納的煽動下，作為拯救行動，整個項目得到了愛德華?福布斯的資助。最終，堪薩斯城美術館從福布斯先生手里買下了那個項目。對我個人而言，如果它從未離開賓陽洞，我會為此付出我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