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

第三次復恐，何力的艾滋病恐懼癥開始走向極端了。

經歷第二次脫恐，2015年的一年時間，何力再也不敢發生高危性行為。即便在遇到推不開的應酬，何力也有了“圓滑”的應對之策，他和生意伙伴叫了服務以后，各自回到房間，何力只和服務者聊天，不發生任何身體接觸。

“我和性工作者聊天會不會感染艾滋病啊？”2016年9月，何力又找到飛鳥，聽到這句話的時候，飛鳥立即笑了，只能很無奈地說，“你都沒有肢體接觸，怎么能感染。”

這種極端的恐懼或許是源于家庭的責任感。2016年初，何力結婚了，對方是一位他非常喜歡的女孩子。

恐懼更加折磨婚后的何力。結婚近一年的何力，不敢和妻子“親密接觸”，他很無奈地說，“我其實也害怕我得了艾滋，她肯定不會和我在一起”。

在何力的潛意識里，他覺得自己確實不健康，“總覺得會有一點點可能沒有排除感染”。由于一直不敢真正和妻子圓房，何力的妻子也漸漸有所覺察，何力只能向妻子坦白了病癥，“我跟我老婆說了，我要等我身體健康了才會碰她”。

在妻子的陪同下，何力又去檢測，同樣還是陰性，妻子的疑慮打消了，何力依舊未能完全走出來。

“我是否還有萬分之一或者十萬之一的可能性沒有排除感染？”何力的內心很矛盾，像是兩股勢力在不斷撕扯。一方面，這么長時間獲取的知識告訴他，自己不會感染艾滋病，另一方面，他的家庭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以及傳統教育又告訴他，“我不能把我老婆感染了，然后再傳給我的孩子。”

“我沒徹底排除，肯定不敢生啊，已經很愧疚了，不能再出問題了。”何力非常想要一個孩子。每當看到別人家的孩子時，他總是忍不住幻想自己也能有一個可愛的孩子，但是他不敢，擔心如果自己不健康的話，孩子生下來就是艾滋病毒攜帶者。說到這里的時候，他甚至爆了粗口，“我真××想要孩子。”

近兩個月，妻子和未來的孩子幾乎快要摧毀了何力，“拜托，我是擔心真沒排除啊，萬一給孩子感染了，我死都不安心。”

何力帶著懇求的語氣和飛鳥說，“老大，您覺得我挑個什么時候測下，就能把我所有的行為排除了？”

本版文/本報記者 鄭林 黃筱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