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新華辭書社工作人員在原出版總署院內合影。

廣收活語言

《新華字典》的編寫工作正式啟動是在1950年夏天。在此之前，因為出版總署計劃接管中國大辭典編纂處，葉圣陶邀請魏建功到出版總署工作，倆人由此聊起了編新型小字典的事兒。結果，成立于民國時期、編寫過《國語辭典》的大辭典編纂處并沒有被出版總署接收，魏建功卻懷著編字典的滿腔熱情來到了出版總署。

為了更好地主持字典編寫工作，他還特意請葉圣陶給當時主持北大校務的湯用彤寫了一封信，請求他撤掉自己中文系主任的職務。1950年6月，魏建功的行政職務被撤銷，只保留了教書任務。從這時起，他開始身兼兩職，義務籌備組建辭書機構。8月1日，隸屬于出版總署的辭書機構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長。機構規模并不大，起初只有魏建功、張克強、李九魁、李文生等幾位工作人員，后來人最多時也僅有14人，其中還包括負責財務、購置物品的總務人員。魏建功給這個人馬匱乏的小機構起名為“新華辭書社”，未來的小字典也被命名為《新華字典》，寓意“新的中華”。

在魏建功的學生、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原副主任曹先擢家里，記者見到了以“新華”為名的第一版字典。字典第一頁的凡例第一條開宗明義：“本字典編寫的目的主要是想讓讀者利用這本字典對祖國語文的語詞能得到正確的理解，在書面上和口頭上都能正確地運用。”對此，曹先擢解釋說，書面就是白話文，即現代漢語，口頭就是民族共同語普通話，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求字典完全以白話文作為收字（詞）、注音的語料，作為釋義和收集例句的根據。

這個要求操作起來并不容易。曹先擢說，早在民國時期，有識之士就開始編纂所謂“現代辭書”，但很少能完全達到這個要求。這是因為，“過去口語方面有所謂‘官話’，但語音的標準并不明確，統一的程度不夠，流通的區域不廣，書面語方面占據主導的還是文言文。”換句話說，現代漢語在實際運用中尚且沒有通用標準，這種情況下要編一本指導讀者正確運用現代漢語的辭書，就有點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

漢語語音有了統一標準，還是在始于上世紀初的國語運動中。1913年，民國教育部成立的“讀音統一會”投票議定，以北京語音作基礎，同時吸收方言的一些特點，分尖團，保留入聲（古漢語和方言中的一些發音、音調），史稱“老國音”。這種“折中南北，牽合古今”的標準音，盡量照顧了各地的方言，但卻導致現實生活中幾乎沒有人能完全標準地使用這種發音。曾為老國音灌制留聲片的現代語言學先驅趙元任就無奈地說：“在十三年的時間里，這種給四億、五億或者六億人定出的國語，竟只有我一個人在說。”此路不通，只能改弦更張。1924年，教育部成立的“國語統一籌備會”決定，完全采用北京語音作為標準音，這就是“新國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發行《國音常用字匯》，采用了“新國音”。

初版《新華字典》的編寫，基本就是以這份《國音常用字匯》的“新國音”為依據進行注音的。當時，漢語拼音方案尚未誕生，《新華字典》標注讀音的工具還是1913年“讀音統一會”制定的注音符號。從外形看，這種符號有點像漢字筆畫，也有點像日語文字。而我們今天熟悉的漢語拼音，直到1957年的第三版，即商務“新1版”《新華字典》才首次出現。這是后話。

同是采用“新國音”，但《新華字典》與《增訂注解國音常用字匯》（1949年8月出版，在《國音常用字匯》的注音、字形基礎上增加了釋義）相比，前者顯然更注重口語音，傾向于把百姓口頭上最常用的音作為第一選擇，而后者則相對傳統。

比如，“肉”在當時有“ròu”和“rù”兩種讀法，《增訂注解國音常用字匯》把“rù”作為第一音，而《新華字典》則把口語更多采用的“ròu”作為第一音。

又如，在臺灣影視節目中，我們常聽到將“我和你”的“和”讀成“hàn”，殊不知，“hàn”的發音其實發源于老北京。

1945年臺灣光復后，魏建功帶著《國音常用字匯》去普及“國語”，那里面“和”的多個不同讀音中包括“hàn”。示范讀音的齊鐵根正是老北京，這才把“和”的“hàn”音帶到了臺灣，并且一直沿用下來。

不過，隨著白話文的普及，“和”作為連詞時也更普遍地被讀作“hé”。1953年的《新華字典》只收錄了老百姓最常用的三個讀音，hé、hè和huò。

在收字、收詞方面，《新華字典》也一改不少舊辭書脫離人民群眾的語言實際、輾轉傳抄的做法，從普通老百姓的鮮活語言中汲取了不少營養。比如“垃圾”，本是吳語方言，讀“lè sè”，北京話原來沒有“垃圾”一詞，都說“臟土”。這兩個字傳到北京，很多人“秀才認字讀半邊兒”，讀成了“lā jī”。因“垃圾”用得逐漸廣泛，初版《新華字典》就收錄了這個詞作為字頭，并同時標注了普通話讀音和方言讀音。此外，馬達、摩托等近代常用的外來語也被收進了字典。

實際上，不僅第一次編寫，《新華字典》在后來的歷次修訂中，也一直堅持“廣收活語言”、注重實用性的原則。曹先擢告訴記者，從1956年開始，隨著語言的發展，為進一步規范普通話讀音，國家語委進行了系統性的普通話異讀詞審音工作。《新華字典》修訂時，總能及時吸收審音工作的成果，有時甚至在審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錄百姓口中廣泛使用的活語言。而臺灣的“國語”在幾十年時間里大體還是以1932年確定的“新國音”為準，相對守舊一些。這也是兩岸讀音產生差異的一個主要原因。

舉個例子，初版《新華字典》中，“癌”字的讀音是“yán”，從1962年版《新華字典》開始改成了“ái”。對此，曾參與1962年版《新華字典》修訂的金有景撰文進行了詳細說明，“在北方話里，‘癌’字本來讀‘yán’，跟‘炎’字完全同音。但是，‘肺癌’跟‘肺炎’，‘胃癌’跟‘胃炎’，畢竟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硬要說成一個音，也是很麻煩的，因為得了‘肺炎’或‘胃炎’并不可怕，得了‘肺癌’或‘胃癌’可不得了……”

金有景說，在浙江方言里，“癌”、“炎”兩字是不同音的，其中“癌”的發音接近普通話的“ái”。而在醫學界“癌”字讀成“ái”，也已有不少年。他推測，很可能是北方的醫務工作者聽到自己的南方同行發音，覺得是個辦法，就學著改變了“癌”的讀音。

辭書學家韓敬體也曾回憶，1961年初，主持1962年版《新華字典》修訂工作的丁聲樹曾一度住院，當時他特意就“癌”的讀音向醫護人員請教過。最終，考慮到醫療工作和人們生活的便利，這一版《新華字典》改動了“癌”的讀音。不久，普通話審音委員會也確認了這一改動。但在1982年出版的臺灣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中，“癌”字的讀音仍然是“yán”。后來隨著兩岸交流的增加，“癌”在臺灣的讀音才慢慢發生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