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二十九中的學生家長反映，該校實行高三年級學生家長輪流替代老師進行監考、自習課值班，這一做法引起很大爭議。那么，校方對此又是如何解釋的呢？傳達室工作人員電話聯系了校務處一位姓時的工作人員，他在電話中解釋，家長反映的值早班、替監考、值晚自習等情況是由家委會研究決定的做法，不過具體情況他沒有權限接受記者的采訪，得由校領導返校后再行決定。（10月18日 澎湃新聞）

監考、值班、當門衛，這些原本應由老師來承擔的事務性工作，結果卻由學生家長替代，并以制度的形式得到固化。時間上的沖突，制度化的管控，使得家長們苦不堪言。尤其是對于一些工作本就繁忙的家長來說，這種額外的責任就會成為難以承受的負擔。這個由家委會研究的做法，究竟是家校互動的良方，還是責任轉嫁的口實，實際情況遠非想象般簡單。

學校成立家長委員會的目的是便于家長對學校工作的了解、理解和監督，增強學校工作的透明度。從初衷上講，這樣的制度設計并無問題。畢竟，好的教育離不開家校的互動，也需要家長的全面參與。家委會的介入與參與，讓學校的辦學更加開放，也更為民主，同時也能發揮家長們的主觀能動性，讓其由客體變主體，由被動變主動，從而為學校的建設與發展獻計獻策。

不過，家長只是一種間接的參與者，卻不能成為直接的管理者，這是基于其自身定位的需要，也是出于教育的秩序需要。讓家長直接參與到學校的管理中來，并成為“編外老師”而承擔大量事務性工作，比如值早班、替監考、值晚自習等，則屬于明顯的責任轉嫁，有越俎代庖之嫌。既與家委會的初衷背離，也與間接參與管理和監督的目的相違背，這樣的行為理應受到限制。

家長當然可以參與學校的管理，并作出應有的建議，但絕不能實行角色替代，并成為一種額外的負擔。在國外，家長也會熱衷于學校事務的管理，并扮演積極的輔助者角色。不過，這種角色與責任有一個邊界，不影響雙方的正常交流與溝通，也不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與煩惱。若是基于家委會的商討，而使管理或者輔助成為一種強制性義務，而無以獲得絕大多數家長的支持，那么只能說，家委會看似民主的決定，已形成了一種權利性傷害。

事實上，目前在“家校互動”和“共同目的”的口號下，家長們承擔了太多的教育負擔，以至于“學生的作業成為家長的煩惱”—— 現在很多人不斷發出“家長不易”的感嘆：其不僅要扮演好家長的角色，還得充當“編外老師”的角色。在所謂的“家校合作”的名義下，學校把很大一部分自身的事務都轉移給了家長，比如除了監督孩子做作業之外，還要檢查其作業的對與錯并簽名，否則孩子就無法交差。與此同時，大量的“奇葩作業”表面上是布置給孩子的，結果卻是家長在背后策劃、制作，讓孩子在課堂上出風頭的“任務”。

某種意義講，讓家長替老師監考和自習值班，表面上是家校互動的深化，實質上則是責任轉嫁的延續。然而對于此，很多人卻并沒有反對，甚至認為“自愿參與”理應獲得支持。很顯然，若不能看到教育責任的歸屬，以及基于責任的教育改革，那么家長互動的責任轉嫁，就會成為應試教育模式下，教育操守與德行的滑落。無以找準家長互動的結合點，無以厘清最基本的教育責任，才是當下教育最大的失敗。（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