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媒體報道，南京大學針對2016級新生正式推出“第二課堂成績單”，除了每學期的學業成績單外，學校還將記錄同學們4年的綜合成績，如參加競賽情況、社會實踐等，并繪制“雷達圖”，畢業時開出“成績單”，希望督促同學們好好規劃自己的4年，為升學求職做參考。

多少年來，大學畢業生都是靠口述或簡歷自述，向用人單位展示自己在校的實踐活動的。這種方式缺乏系統性，又存在很大的水分。人人都說自己是學生會干部，個個都有過志愿者的經歷，用人單位只能一笑置之?，F在，第二課堂成績單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展示自我、證明自我的科學評價體系，為用人單位選人、用人提供了科學參考，無疑是順應教育改革潮流的有益探索。不過，在其他高校的第二課堂實踐中，也遇到了一些質疑和誤區。對剛開始推行此項目的南京，汲取相關經驗教訓，方能少走彎路，讓這張成績單更具可行性、操作性和實效性。

不久前網上有個熱帖，帖主和回復者大多是上海某高校的學生。該校從2014年起實行新的第二課堂學分政策，要求學生在4年中獲得至少12分，不達標者無法畢業。由于每個獲取學分的途徑都有上限，且學科競賽、創業創新等對大多數學生而言是浮云，于是“刷講座”就成了必修功課。每逢有講座，現場都被擠爆，但認真傾聽者寥寥，學生們都在做作業玩手機，所謂的第二課堂、素質教育都變了味道。

以上是一個較特殊的典型案例，雖然大部分高校并沒有將學分作為硬指標，但由此展開的反思卻具有普遍性——大學是開放自由的，應該給予學生廣闊空間和更多可能，如果第二課堂畫地為牢，束縛了學生的視野和手腳，其效用與初衷就會背道而馳。例如，高校為了記錄第二課堂的成績，都建了信息化平臺或大數據系統，但系統是否只涵蓋校方“認證”的課程或活動？假如學生參與平臺外的社會實踐活動，分值如何確定？誰來記錄、審核和評價？

又如，一名學生如果潛心學術，整天泡在圖書館實驗室，立志于從事科研工作，恐怕很難在第二課堂拿到高分，可這類學生也是社會所需要的。第二課堂成績單是個好東西，但千萬不能把經念歪了，在分數之外，還應建立更多維度，以及更靈活、更多元化的評價體系，而要做到這一點，高校首先要深入理解，厘清概念，把相關工作做嚴做實。

上個月，第二課堂成績單制度工作推進會在京舉行，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傅振邦在會上提到了“解決脫離學生等突出問題”，可見類似現象并非個案。在推進第二課堂成績單的過程中，對高校而言尤須牢記“以學生為本”，讓這張成績單適應學生的成長需要，以學生需求為中心。（劉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