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直播還須借助國家立法路徑，將直播監管上升為“法規”，讓網絡生態變得更加純凈。

從直播飆車到“造人”，從直播屠殺野生動物到表演生吃奇特物品，從直播“偷拍空姐”到言語引誘未成年人……經歷了約10年的蟄伏發展，如今的網絡直播，已是一個炙手可熱的新行業。然而，井噴式繁盛如斯，亂象亦隨之叢生，引來指責如潮。

現實中，網絡主播的直播行為，的確不太好管。一個網絡平臺上，主播房間眾多，直播又未延遲，出現問題也是分秒之間的事，等到介入和處理往往“木已成舟”。當初，某平臺出現了直播性行為事件，盡管第二天即在網站首頁發布“禁令”，但不良影響畢竟擺在了那里。

不過，如果因主播行為的“瞬時性”和“難控性”等，將網絡直播視為胡作非為的“無法之地”，卻也有包容乃至放縱之嫌。

直播平臺和網絡主播的法律關系，不外乎三種情形。第一種是簽約模式，直播平臺與網絡主播簽訂了勞動合同，主播為該平臺服務，平臺則向其支付一定勞動報酬。在這種雇傭關系下適用勞動法。如果主播出現了侵權等違法行為，根據侵權責任法及司法解釋等規定，作為雇主的直播平臺，應就此承擔連帶法律責任。

第二種是合伙分成模式，直播平臺與網絡主播簽署，或者口頭達成松散型的協議，雙方約定分成比例。根據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確立的標準，網絡主播的“自由度”和“打賞獲益”特性決定了，其與直播平臺之間只是契約關系。在這種模式下，就不能按照勞動雇傭關系來約束主播行為，而應依合同法明確各自的權利與義務。如果網絡主播存在侵權行為，應當由主播個人或者派出經紀公司承擔侵權責任，直播平臺主要承擔合同責任。

當然，若主播僅為注冊會員，在平臺不知情的前提下直播不雅視頻，將由個人承擔法律責任。直播平臺如知情卻放任不管，則應負監管責任。這是第三種模式。

當然，無論何種模式，無論直播平臺，還是網絡主播，都要接受國家互聯網法規的約束。日前，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發《關于加強網絡視聽節目直播服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重申該總局有關規定，即直播平臺必須持有《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未取得許可證的機構和個人不能從事直播業務，這就是“準入門檻”。

此外，其他約束也包括地方性行業規定“制約”，而直播平臺被賦予了重要監管責任。今年4月份，20余家網絡企業負責人，共同發布《北京網絡直播行業自律公約》。但問題是，這種“自律公約”還存在內部自治、范圍有限、他律缺失等先天不足，還須借助國家立法路徑，將直播監管上升為“法規”。具體而言，應強化職能部門對直播監管，可嘗試推行“打賞”滯后結算等制約措施，對直播平臺、投資人、經營團隊核心成員、網絡主播等主體，視情給予吊銷執照、行業終身禁入等處罰，讓網絡生態變得更加純凈。

□歐陽晨雨（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