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認真檢討現有分散立法的缺陷，對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進行統一立法，才能最終實現這項制度的法治化改造，讓社會撫養費順利通過法律之門。

《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迎來修訂，二孩的社會撫養費將取消，但三孩及以上，每多生育一個子女，要按照市統計部門公布的城鎮居民或農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至10倍繳納社會撫養費。

隨著國家計劃生育政策革新和立法修繕，各地有關社會撫養費的征收也隨之調整。據統計，目前大多省份已完成地方人口與計生條例的修訂，其中21個省份明確規定了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從現有立法看，各地征收標準存在的巨大差異并無明顯改變。相比一些省份對三孩以上超生加重征收，北京此次的修訂草案刪去了“加倍征收”條款，擬采取“一視同仁”的征收原則。

這種各地自行立法的修法，能否遏制征收中過大的自由裁量權，能否將社會撫養費征收納入公開的法治軌道呢？目前看來，似乎并不樂觀。

作為一項針對公民的負擔性義務，社會撫養費雖然有《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作依據，國務院也制定了專門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但在立法形式上，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征收標準卻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自行規定，客觀上造成各地征收尺度不一、對象不一、標準不一。比如，在征收對象上，有的采用生育雙方分別計征，有的采取生育雙方合并計征；在征收基數上，有的以年人均收入為準，有的以實際收入高于年人均收入的以實際收入為準，還有的以生育雙方的年收入為基數；在征收的幅度和計算方式上，各地的規定也不一致。

社會撫養費立法權的下放，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地方政府的收費沖動，無益于自由裁量權的限制。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后，國家衛計委對《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做了一些修改，其報送國務院審查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送審稿）》，擬統一標準、完善程序、確定范圍。遺憾的是，條例尚未出臺，各地的社會撫養費征收規則的修改卻先行完成，立法中的利益驅動如何約束？比如，國務院《條例（送審稿）》中有“設年實際收入最高三倍上限”的規定，但江蘇等地的規定，卻超出了這個上限，甚至超生兩個以上，還要加倍征收。

要將社會撫養費征收真正納入法治軌道，從根本上解決以往存在的種種問題，筆者以為是時候統一立法了。龐大的流動人口與各地松散不一的戶籍管理制度，給分散立法下的社會撫養費征收造成極大困境；由地方分散立法很難避免因裁量權過大而造成的利益尋租，不利于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只有認真檢討現有分散立法的缺陷，對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進行統一立法，才能最終實現這項制度的法治化改造，讓社會撫養費順利通過法律之門。（兵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