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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自建博物館 它的核心詞是藝術

2016年09月13日 15:25 | 作者:高丹 滕藝菲 |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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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現有藏品13000余組件,絕大多數來自美術學院自1956年以來歷年的收藏以及校友及社會賢達的捐贈。品類包括書畫、染織、陶瓷、家具、青銅器及綜合藝術品等6大類。其中,陶瓷類藏品2700余組件。

9月11日,又一所高校自建的博物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正式面向社會開放。

達·芬奇手稿《起重機》達·芬奇手稿《起重機》

“首展中基本陳列的展品中約五六百件文物是清華自藏的。其他的有從國外借展的,也有從國家博物館借展的。” 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常務副館長杜鵬飛告訴早報記者。

整個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共計4層,1到3層為臨展,4層為常設展覽。 共計7個展覽板塊11個展覽。在開幕展覽中,有清華“鎮校之寶”之譽的“清華簡”,因為文保需要僅展出復制品;首展還展出了長達8米的“無量壽尊佛”刻絲佛像,60件達·芬奇手稿真跡、130位著名清華學人親筆手札。展品時代從青銅器和甲骨殷墟的時代一直到現當代。

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開館前,杜鵬飛向早報記者介紹:“談到博物館,大家首先想到就是放古代文物的。但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的核心詞是‘藝術’。”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的辦館理念有兩個,一個是面向歷史定位的經典藝術品的收集、展覽、研究;一個是面向當下、新生代和未來藝術。

“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展覽面積9000平方米,三分之一面積是基本陳列,三分之二是臨展空間,定期會更換臨展空間,更換頻次三個月到半年不等。將來我們會辦一些帶有當代色彩的展覽,這種展覽時間可能不長,但是會有引領效應。”杜鵬飛說。

60件達·芬奇真跡在展出

首展中比較引人注意的是博物館一層的主題展“對話·達·芬奇”。

建筑手稿《山西五臺山佛光寺祖師塔》建筑手稿《山西五臺山佛光寺祖師塔》

杜鵬飛介紹,該展能夠成功開展經過了長期的談判。2016年6月,經意大利文化部和梵蒂岡的批準,得以將達·芬奇的60件手稿真跡陸續從意大利米蘭昂布羅修圖書館運往中國,這是有史以來達·芬奇手稿在意大利境外最大規模的一次展出。

“對話達·芬奇”展位于博物館一層,掛在外光線明亮的大廳里的都是復制品,大廳還擺著很多模型,這些都是清華大學根據達·芬奇的手稿做的裝置模型。

在靠里的一個光線暗淡的小屋子里,擺著幾排黑色的展架,達· 芬奇手稿真跡保存在這里。該屋子的一面墻上掛著維斯皮諾臨摹的《最后的晚餐》。

常設展覽中“尺素情懷——清華學人手札展”頗見情懷。展覽展出130余位著名清華學人的親筆手札,包括陳寅恪、陳夢家、曹禺、胡適,梁漱溟、呂叔湘、馮友蘭、王國維、梁啟超、梁思成、梅貽琦、趙元任等清華學人的手札。在今天這些名字似乎都縮略成那個時代的一方剪影,或者是一種學術、一種人格的象征,但是在當時它們卻是作為鮮活的朋友、兄弟、丈夫、孩子而存在著。

尺素雖小,雖是只言片語,或者是家長里短的囑咐、或者是一些議論、或者是為別人寫的挽聯,方寸之間,可見寫作者當時之心跡,亦可窺看當時之年代背景。

以1927年王國維自沉于昆明湖后,陳寅恪寫給王國維的挽聯為例:

十七年家國久魂消,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簽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挽聯寫在清華學校研究院專用的紅格八行箋上,現在所見紙頁已陳舊泛黃,紅色的行格也已模糊,陳寅恪的字墨濃淡相間、清晰易辨識。

該幅陳寅恪的手跡是美術史家和藝術理論家鄧以蟄所存,由鄧家的后人捐給清華大學。陳寅恪當時擬了這副對聯,請鄧以蟄寫成大字挽聯以便懸掛在王國維的紀念會上。這幅手跡是陳寅恪寫給鄧以蟄的底本。

首都師范大學教授鄧小軍說:“陳寅恪手札中‘靈鑒,后學陳寅恪拜挽’之后的內容出版時都刪掉了。寥寥一紙,當時、現在,是兩種文化,已然根本不同。”

清華文物收藏與建博物館始末

杜鵬飛介紹,清華的校內收藏有兩大脈絡:一個是清華歷史上的收藏,清華自1911年建校,迄今有105年的收藏歷史;一個是清華美術學院(前身為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收藏,該院始建于1956年,迄今已有60年的收藏歷史。

清華簡《封許之命》清華簡《封許之命》

“構成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藏品的主要是前工美的脈絡,工美歷史上的前輩們通過收藏、購買、國家調撥、捐贈構成其藏品內容,現在的展廳中,古代書畫、陶瓷、家具這幾類展示的都是工美的藏品。”杜鵬飛說。

他介紹清華大學的收藏及建館情況如下:

1926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李濟主持了山西運城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的發掘,帶回一批文物,當時在清華就成立了考古學陳列室,主要為教學研究提供支撐。

這一脈絡一直延續到1937年清華大學南遷到長沙、到西南、到昆明,這個階段這批文物也在跟著走。在西南聯大時期,清華的社會學系、歷史系仍舊非常重視在就近地區開展研究,在西南做了大量的少數民族的調查和文物征集,所以也有一批西南地區的文物在當地開展的考古。

到1947年,普利斯頓大學建校200周年時,有一個中國藝術史的大會,當時梁思成、馮友蘭和陳夢家都在美國訪問,他們參加了那次大會。

當時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對中傳統文化有反思和否定的傾向,但在那次大會上,梁思成、馮友蘭和陳夢家看到中國古代精美的器物、藝術品受到西方的如此重視,受到觸動。

回國后陳夢家起草給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寫了一封信,陳夢家執筆,落款處還加上了梁思成和鄧以蜇的簽名。三人聯名上書提出在文學院下針對本科生增設藝術史系,在研究院下面針對研究生設研究史,還提出配套建一個博物館,來收集、展示、研究古代器物。

據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副館長楊冬江介紹,后來清華決定“籌設文物陳列室以作大學文物館的基礎。第一步為利用校中購書特款,移作購買古物”。中文系率先撥出3000美元特款購置古物,朱自清為此向校方提出申請。陳夢家常帶著專款去大戶人家購買文物,還積極聯系他在歐美的舊識,獲得了上百件流失海外的文物,將心心念念多年的戰國青銅重器嗣子壺從紐約古董商盧芹齋那里爭取了過來。

社會學系的吳澤霖在云南、貴州等地采集西南少數民族文物,并委托京城振德興的劉仁政從紐約代購了兩幅乾隆御用大織造佛像。經過不到半年的收集,清華的收藏品已經初具規模。新中國成立后,文物館還在中央美術學院的大禮堂舉辦了西南少數民族及臺灣高山族文物展覽,觀眾達4000余人。

1952年清華做文物普查,此時清華存藏品大概不到5000組件,調撥到民族學院(現在的中央民族大學)的是8452組件,所以清華大學截至1952年院系調整前有13000余組件文物。院系調整之后,文物館委員會的委員和相關院系的教師都被調出了清華,一些藏品也分撥了出去。“這次開館展覽‘清華藏珍’中的青銅器部分是和國家博物館一同策劃。”楊冬江說,“其實國家博物館的這一部分就是1956年從清華調撥出去的,這也算是一種‘回家’吧。”

1999年美術學院并入,又帶進來13000組件文物,除了這些,還有分散在清華各個圖書館和院系的不到5000組件的文物,所以加起來現在清華有18000余組件的文物。

關于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的建立,楊冬江介紹,藝博的初步設計始于2002年,對面積、容積率、庫區、展廳、辦公區做了基本的規劃并進行了招標;2008年這個方案得到了深化。到2012年,在張朝陽、施錦珊、莫天全三位校友的推動下,藝博破土動工。次年1月,世紀金源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如論出資2億元,大樓順利拔地而起。

高校建博物館不應與社會博物館有區分

高校建藝術博物館,最近討論的比較熱的如邱季端要捐的“邱季端中國古陶瓷博物館”,還有浙江師范大學的陶瓷藝術館等。“博物館”與“藝術館”,稱呼的不同就代表了對館藏文物的定性不同,杜鵬飛說:“浙師大那個博物館里面很多贗品,后來沒辦法所以就叫做陶瓷藝術館,名字取巧;北師大那個也不能叫博物館。浙江大學在建博物館,和它的考古學是在一起的,那個館和我們啟動的時間類似。”

青花竹石紋玉壺春瓶青花竹石紋玉壺春瓶

“有沒有藏品,這是定義博物館的一個標準。如果沒有藏品,借來東西展覽,那只能叫展覽館。博物館首先是要有收藏,博物館的起源就是文物包括藝術品的收藏。”杜鵬飛對早報記者說。

關于高校建博物館與社會博物館是否有差異,杜鵬飛說:“現在高校至少有200多博物館,但是大家聽說過的寥寥無幾。主要原因是在開放程度、管理模式上,文博界是一個系統,教育界高校是一個系統,它們分屬于兩個不同的系統,高校的系統某種意義上都是為了教育教學而服務的,主要是院系在代管。文博系統上面是文物局,文物局上面是文化部,與高校的體系不容易對接上,也就意味著很多高校的博物館沒有去做博物館的備案。”

“但是二者也不應該有區別。清華大學建的這所博物館,我從一開始就希望是一個獨立的、面向社會開放的博物館,跟社會上的博物館不要有太大差異,所以我從一開始就完成博物館的備案,我們在北京市文物局做了博物館的備案。”杜鵬飛說。

(本文參考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官網介紹,首都師范大學鄧小軍教授亦對此文有所貢獻。)

編輯:陳佳

關鍵詞:清華大學 自建博物館 它的核心詞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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