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深圳將對預防腐敗“立法”——《深圳經濟特區預防腐敗條例(征求意見稿)》8月11日起公開征求意見，其中設立了借貸活動限制制度，“國家公職人員向下屬工作人員、管理或者服務對象借款或出借款，期限超過三個月或者金額超過本人一年工資總額的，應當在借貸行為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書面向所在單位報告。”

深圳擬立法明確公職人員向下屬超額、超期借貸行為應當報告制度，在國內開了先河，算是創新性防腐措施。盡管還在征求意見階段，但該規定甫一公布，就引發了輿論廣泛關注。

有不少人認為，私人之間的借款屬于民事法律認可的民間借貸行為，只要按照借貸合同條據履行債務關系，那就是個人的債務往來，又何必限制其自由？

這看似有道理，卻罔顧了公職人員身份的特殊性：在當前的單位文化基礎和上下級依附關系框架下，上級向下屬借錢，確實容易成為腐敗的灰色地帶。之前重慶市渝中區檢察院發布的《2015年懲治和預防職務犯罪年度報告》就顯示，在中央和地方嚴懲職務犯罪的大背景下，一些腐敗分子“另辟蹊徑”，一種以“借錢”為表現形式的新型受賄犯罪屢屢發生。之前就有貪官用“借錢”為受賄行為辯解的先例。

本質上，官員向下屬借貸向單位報告，不影響民間借貸的法律效力，而是基于利益避嫌原則作出的隱秘性讓渡。畢竟，“明借暗賄”的腐敗形式確實值得警惕。

此前最高法印發《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就明確了，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借為名向他人索取財物，應當認定為受賄；有些即使出具了書面借款手續，但結合七個方面的因素，即有無正當、合理借款事由，款項的去向，出借方是否要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其謀取利益，借款后是否有歸還的意思表示及行為等，將借款是否為受賄犯罪予以厘清。

對有些官員來說，借錢與受賄，有時只在一念之間。盡管深圳新規在國內尚屬首創，但在國外早有先例。新加坡現行《反貪污法》及《公務員指導手冊》均規定，公務員不能向下屬借錢；如果向親友借錢，不得超過3個月的薪俸。而深圳新規同樣從金額與期限兩方面做出了限制性規定，這也是為了讓預防更精準，還可及時掌握公職人員的財務現狀，防止其因手頭緊張而誤入歧途。

官員向下屬借錢強制上報，宜成為通例，而不是“例外情形”。當然，最好的制度設計也須執行到位才行，否則便形同虛設。官員上報，還得與單位和組織對借款行為的正當性審查、借還款過程的監督配套。

對于官員向下屬借貸不上報的情況，條例第62條明確了違規的處理辦法：由上級主管部門或具有監督職責的機關責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予以通報批評；情節嚴重的，依法給予處分。但這太過于原則，什么情形下才構成“情節嚴重”、給予何種處分，處分層次怎樣跟違規情形對應，應當再予以明確，使得該制度的剛性充分顯露。

也只有加強合規審查和完善違紀懲戒措施，官員向下屬借錢強制上報才能震懾人、出實效，盡早形成在更大范圍內推廣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