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教師資隊伍建設亟待加強

特教師資結構不合理、專業化程度偏低一直是各地普遍存在的問題,吉林省也不例外。副省長李晉修介紹說,吉林省的特教教師專業單一,本科學歷以上僅占69.6%,無法滿足多類別殘疾學生的受教育需求,特教教師很大一部分不具備療育師水準,也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或培訓,在實現“醫教結合”理念下,對殘障少年兒童療育是相當困難的,直接影響了智障類與自閉癥類少兒康復療育的效果。“隨著招生類別的增加、‘送教上門’服務的開展,對各類特殊教育專業教師和‘醫教結合’人才的需求會日益增多,但目前,我省尚未出臺特殊教育學校師資編制標準,特殊教育學校師資補充機制不夠健全,新師資補充困難。”

特殊高等師范院校總體辦學層次不高、專業設置不全,也不能滿足特教學校尤其是特殊高中階段和高等教育各學科教學與事業發展的需求。特教教師教育制度不健全,標準體系尚未建立,現行《教師法》規定的7類教師資格中沒有特教教師資格,教育部頒布的《教師教育課程標準》未涵蓋特教教師教育,擬印發的《中小學和幼兒園教師專業標準》也未涉及特教教師,致使特教教師沒有準入門檻,特殊師范教育專業發展無章可循。

在調研中,委員們還了解到,特教津貼標準已60年沒變,仍為1956年規定的基本工資的15%,且不帶入退休工資,很難發揮激勵作用。而像長春大學特教學院這樣的高等院校,特教教師連15%的津貼都沒拿到,沒有任何待遇上的激勵可言。

“應進一步提高特教津貼水平,支持地方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情況提高特教津貼比例,并在工作滿年限后計入退休金。同時,在職稱評定、進修培訓、優秀教師表彰等項目上,提高特教教師比例。”全國政協委員、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長李衛紅表示。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劉川生提出,建立多元化特教師資培養模式。“可以在有條件的師范類學校增設特殊教育系,適當降低特教專業錄取分數線,或者選派學生進入特教高校或專業進行定向培養,從源頭上擴大專業教師來源。對中重度智障、孤獨癥、腦癱、多重殘疾等殘疾兒童少年教育干預的專業技能培訓也應該大大增加。”

關于特教教師的編制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原副部長、國家公務員局原副局長楊士秋表示,應按照師生比或班生比重新核算所需編制,督促和推動各省出臺特教教師編制標準,同時,也應該注意,“將康復人員等專業人員納入特教學校教師編制,增加教師編制數量”。

打開殘障孩子的上升通道和就業之門

李坤是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大一的學生,來自山東省青島市,由于先天性白內障,雙眼都只有0.03的視力。李坤告訴調研組,他從小就經常聽高年級的師哥師姐說起長春大學特教學院,在很多殘障學生的心目中,這所學校就是他們的“清華”和“北大”,是殘障學生奮斗的目標。“終于考上了,卻又覺得若有所失,因為長大特教學院沒有任何一個專業的碩士授予權,念到本科,對于我們殘疾學生來說就到頭了。”

讀大三年級的王紀偉也有同感。“由于我只有一只眼睛有0.1的視力,所以從小受到的基礎教育就和正常孩子不同,讓我們到這個階段再去與正常考生一起競爭研究生席位,幾乎等于堵上了我們繼續深造的路。”

讀大三的姚亞萍同樣有些郁悶。這位聽障學生心中一直有一個愿望,就是畢業以后回到母校寧波市聾啞學校,去做一名特教教師,像她的老師一樣,去關愛和幫助自己的學生。然而,姚亞萍的愿望幾乎不可能實現。“要想成為教師必須通過教師資格證考試,其中一項硬性規定是要拿到普通話等級證,我是聾孩子,怎么可能通過普通話考試?”通過手語老師的翻譯,我們讀懂了姚亞萍的焦急。

調研組成員之一于兵委員也是一位聽障人士,這位中國聾人協會副主席、吉林省聾人協會主席最能理解姚亞萍的無奈。他用手語急切地表示,聾人教師和學生心靈相通,手語溝通順暢,但教師資格證的普通話門檻,把很多優秀的教師都擋在了門外,建議用手語技能測試代替普通話考試,給聾人更多的就業機會。

“對很多殘障孩子來說,考研和就業是他們融入社會的最主要的兩種方式,但我國高等特殊教育目前僅北京聯合大學特殊教育學院于2014年獲得針灸推拿學(視障)碩士學位授予權,這與國外特殊高等教育有較大差距。應出臺政策,特事特辦,簡化審批手續,盡快提高高等特殊教育辦學層次的問題。”長春大學校長潘福林表示。

“國家應該給有夢想的殘疾孩子搭建平臺,打開他們發展的通道,為他們提供適合的就業崗位,讓他們能夠融入社會。我覺得崗位設計很重要,什么樣的崗位適合殘疾人,如果有單位錄用殘疾人,單位會得到什么樣的鼓勵,國家應設計這方面的崗位指引,讓關愛殘疾人成為大家的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和光榮的使命,會有很好的效果。”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劉紅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