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5年的高校學費 “限漲令”2013年到期后，各地高校漲價幾乎已無可避免。被長期壓制的高校學費，有合理性的上漲也在情理之中。不過，漲與不漲是一回事，如何漲和漲多少又是另一回事。公辦高校為全民所共有，如同景區收費一樣，如何沒有一個取向性的問題，加上有著嚴格的程序性把關，那么漲價過程可能會變調，而漲價的結果也會讓人大失所望。

在教育負擔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過高的收費會讓讀書的意愿下降。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可以產業化，但絕對不能商業化。公辦學校囿于自身的特殊性，如同公辦醫院一樣，如何堅守“姓公的本色”，同樣是高校漲學費議題必須考慮的問題，也是外界關注的原因所在。若不能秉持“窮人教育學”的思維，堅持高等教育人民辦，辦好教育為人民的原則，那么高校漲學費則會被利益所侵蝕，被市場所左右。

合理而科學的漲價，必須兼顧各方的利益訴求，合理分配各方的負擔，比如政府投入、自我籌集和向學生收取，應各占多少比例。還比如在漲價的程序上，如何更好實現公平正義的原則，就必須傾聽各方的意見，并切實履行好聽證等程序；還比如在漲價的標準上，能否制定一個科學化的遞增比例，而不是一限就死，然后一放就亂，沒有一個參照物價上漲、居民收入等各種因素的漲價機制。當然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高校學費上漲之時，體現出“窮人教育學”的信仰與理念，是當前最亟待解決的課題。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1979年提出了窮人經濟學的理論。他認為，懂得窮人的經濟學，就懂得了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原理。因此，國家領導人多次強調，要“懂得窮人的經濟學”。如何懂得？就是要將一切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放在絕大多數人的身上，讓弱勢群體也有機會享受有尊嚴的生活。高校招生之中，有相當比例的是貧困學生，還需要靠助學貸款才能上學。還有許多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學費作為剛性支出已影響到其家庭的正常支付能力。他們的利益訴求和現實情況，必須作為學費上漲之時，優先考慮的因素。

當然更重要的是，教育部等部門2015年聯合印發的《關于2015年規范教育收費治理教育亂收費工作的實施意見》，再次強調“高校學費標準應嚴格按照不高于生均培養成本25％核定”。在很多高校收費已逼近和達到這一臨界值之時，漲學費已沒有多大的彈性空間。如此情況下，若沒有“窮人教育學”下的教育情懷，既無以感動各社會機構獲得更多的捐款，也無以激發自我做好開源節流的努力，彌補辦學虧空或者成本不足，就只能在漲價一條道上走到底。

哈佛大學是累計接受社會捐贈最多的大學。截至2015年，哈佛大學接受捐贈總額大約為364億美元，我國高校累計的社會捐贈還不如一個哈佛大學多，一些國內的機構寧愿把錢捐給國外的知名大學，也不向國內的高校捐贈，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總的來說，還在于國內高校過多的注重了經濟利益，既無透明的財務機制，又無令人信服的人才培養成果，更缺乏“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與高校內涵，漲學費則注定讓人糾結不堪。（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