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駕駛畢竟是可能肇事的“先期行為”,究竟應當認定為故意行為還是過失行為,無論是從法律研究中或者從具體案件的事實、證據看,可能都不可一概而論

醉酒駕車造成重大傷亡的案件近年來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也使此前交通肇事罪的傳統定罪量刑標準受到了極大的沖擊。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醉酒駕駛機動車等,無論情節是否惡劣、是否造成后果,一律依照“危險駕駛”定罪,并處以拘役和罰金,如果因醉駕、飆車等行為,又構成其他犯罪的,將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與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關規定比較,刑法的入罪刑罰規定,對醉駕行為的制裁力度可謂驟然提升了數個量級。不少學者認為,違法行為的狀態及情節總有差異,主觀惡性也有不同,“一刀切”式的處罰雖然高效、便捷,但難免過度機械和缺乏差別,也容易導致過罰不相對應的情況。因此,在適用法律時需要區別對待。

行政處罰往往注重執法的效率,而司法活動則更追求公正。因此,兩者所消耗的社會資源(成本)也存在明顯的差別。當醉駕行為被作為危險駕駛罪進入刑事訴訟領域后,從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當事人委托辯護以及法院的一審、二審,乃至判決生效之后可能出現的申訴、再審等,其消耗的社會資源,所花費的時間、精力及金錢成本,當然會數倍甚至數十倍于行政處罰。哪怕是運用最節約成本的簡易程序,其耗費也遠遠要高于行政制裁。這種投入與產出的效益關系,現在很少有人進行精細研究和分析考量。

再從另一個角度講,醉酒駕駛畢竟是可能肇事的先期行為,究竟應當認定為故意行為還是過失行為,無論是從法律研究中或者具體案件的事實、證據看,可能都不可一概而論,不加區分地一律定罪并判處拘役實刑,恐怕也顯得過于苛厲。從現有法律規定看,醉駕入罪的條件其實并不嚴格,也沒有必須達到情節嚴重或者造成相應損害結果的要求。因此,此罪雖然屬于我國目前刑法中的最輕之罪,但入罪卻極其容易。這或許與法律增設危險駕駛罪的立法意圖有關,重在刑罰威懾,意在犯罪預防。

然而,醉駕者不斷被拘捕、判刑的消息,卻引起了法學專業人士的注意。因為除了刑法修正案八中存在著醉駕行為無條件定罪的規定之外,其實司法上的定罪判刑,還須遵循刑法(總則)的規定。比如,刑法第13條規定:犯罪“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認為是犯罪”；第37條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于刑事處罰……”而第72條則更有對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適用緩刑條件的規定。這些條款內容,應該適用于刑法分則規定的所有輕微犯罪,當然也適用于危險駕駛罪。

早些年,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張軍提出的“醉駕并非一律入罪”其實很有見地,是對刑法總則相關規定的重申,是提醒司法人員在對待廣受社會關注的醉駕問題上,不能一味看重入罪和重判,也須注意區別對待,要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并注意行政處罰與刑事責任的銜接。

在目前情況下,對于情節相對輕微的醉駕行為人,也應慎用拘押強制措施,以免給案件的最終處理造成被動或者不必要的壓力,也可以進一步降低案件查辦和訴訟構成中的司法成本和社會成本。

類似醉駕之類的危險駕駛行為,在我國現行法律上是一種典型的行為犯,確實沒有附加更多入罪條件,也較難掌握實際處刑的具體標準。在這種立法條件下,司法的自由裁量權確實較大,過度入罪或者判處實刑的情況確實已經較為普遍。目前社會上的醉駕情況依然時有發生,新的司法觀念和法律適用原則都需要具體的技術標準作為依托。因此,相關部門有必要抓緊調研,使醉駕行為“情節顯著輕微”“情節輕微”及可以適用緩刑、免刑、不起訴的標準更加具體、明晰,使量刑輕重的尺度更加規范、統一,保證法律適用的合法性、科學性和公正性。畢竟,這類行為與刑法已經規定的其他危險方法在手段和性質上存在明顯差別。將醉酒駕駛行為一律定罪并判處拘役實刑,恐怕并不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