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錢給物，不如建個好支部。”調研組分析認為，在農村脫貧攻堅主戰場上，要留下一支不走的扶貧隊，就要抓好基層黨建工作，黨建能夠引領扶貧，扶貧反過來助推黨建。

集體經濟

壯大村集體經濟，才有內生動力

我國當前的貧困村大多為空心村：村組干部大多數外出務工，一年當中大部分時間不在村，青壯年基本上在外務工，常年在村的絕大多數為老人、婦女和孩子。有的村連村民代表會議都難以召開，開一次會還要發放誤工費……

人員“空心化”的同時，村集體經濟也大都處于“空殼化”。調研中，基層干部普遍反映，貧困村一方面沒有集體經濟，另一方面還背上了沉重的村級債務，脫貧工作就成了“無本之木”和“無源之水”——貧困人口的主體意識、參與意識和責任意識，也就無法調動起來。

“村集體經濟發展打不開局面，村民的脫貧也無法談起。”民進中央參政議政特邀研究員、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原所長周建明說。

“一方面精準到戶開展扶貧，另一方面必須壯大村集體經濟。集體經濟發展了，扶貧工作才有了內生動力。”從湖南省社科院院長崗位退休之后，朱有志到長沙縣開慧村當了6年“第一書記”，對此深有體會。他直言，村集體不能給村民帶來看得見的利益，村干部說的話，沒人聽，還怎么推動扶貧工作？

調研組認為，在脫貧攻堅工作中，發展村級集體經濟既可以較好地解決各級政府與貧困人口個體進行有效銜接的“中間層”問題，以有效提升扶貧資金的投入精準性和使用實效性。同時，還可以破解貧困地區村級組織能力建設的內生型財力保障問題、村級組織與群眾個體之間的“紐帶”問題。

集體經濟壯大的地方，就不一樣。走進鳳凰縣茨巖鄉西北部約6公里處的大坡村，正在生長的刺葡萄藤遍地，滿眼青翠。鳳凰縣委書記顏長文介紹， 全村成立葡萄合作社，種有刺葡萄1028畝，按畝產3000公斤、均價每公斤5.00元計算，每畝可實現收入1.5萬元，1000畝產值達可1500萬元，并可基本解決全村勞動力就業問題。

在懷化市鶴城區的田家村，村集體和51戶貧困戶，以及一家農業公司共同成立一家水果公司，建設200畝高山刺葡萄基地采摘園，預計實現收入300萬元，貧困戶一年收入將有1.5萬元。與此同時，貧困戶還能在基地打工，在家門口拿一份勞務收入。

資源開發型，土地經營型，產業帶動型，實體帶動型，服務創收型……這幾年來，湖南省探索多種形式，堅持把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鞏固農村基層組織，促進農村脫貧的重要舉措。2014年湖南省委出臺《關于加快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意見》。2015年全省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146億元，比2013年增長16.7%，有經營性收入的村2.3萬多個，比2013年增加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