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平穩”與多重壓力

13日當天，中國國家統計局通報今年1至5月國民經濟運行情況，主要經濟指標顯示：當前國內經濟運行并不樂觀。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在概要性地描述經濟運行態勢的語辭中用了“總體平穩、穩中有進”八個字，而沒有延續此前幾個月經常連貫使用的“穩中有進、穩中向好”。

的確，當前國內經濟運行面臨多種壓力。5月國內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達到16年來新低、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大幅下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低位徘徊，前5月進出口總額比去年同期繼續下降。傳統的“三駕馬車”已很是疲憊，而這是在一季度央行試圖以寬松信貸再次發力助推增長的情勢下呈現的“現實圖景”。

正如坊間所說的，我們似乎陷入了“做什么都難以賺錢”的尷尬境地。實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越來越低，大量信貸又一直不愿進入實體經濟，就此又助推了一二線城市房地產等硬資產的通脹態勢。與此同時，最能夠感知市場冷暖的民間資本投資和居民消費行為也就必然做出理性的選擇：民間資本就是不愿投資、居民就是不敢消費。

解開轉型之“扣”需要定力

當下的中國經濟面臨著增速換擋、結構轉型、動力轉換三者交織的難以解開的“扣”。如何打開？還是要堅決落實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要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決打贏“三去一降一補”這個攻堅戰。面對國內經濟運行今后一個時期艱苦的探底過程，面對國際紛繁復雜的外部環境干擾，政策層面必須保持戰略定力。

從國內看，最核心的內容就是釋放生產要素的最大潛能。未來一個時期，必須在去產能、去杠桿過程中釋放有活力的生產要素，市場該出清的堅決出清；必須遏制資產泡沫防止其綁架信貸綁架經濟；努力激發資本市場活力打通市場融資渠道；必須堅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穩定民間資本投資預期；必須防止簡政放權陷入程序環節實質推動改革政策落地。

從國際層面看，目前人民幣走勢給中國國內經濟增加了外在壓力和宏觀調控的難度。可以看到，人民幣去年年中的主動貶值并沒有改變國內出口乏力的狀況，進出口貿易增幅依然不佳。與此同時，國內消費者又面對“資產配置荒”和人民幣貶值的前景，每次人民幣小幅走低都會推動他們競相把資金轉移到海外。從去年年中以來，資本外流一直在加快步伐。現在看，中國經濟能不能回溫，客觀上受到了美聯儲加息持續預期的影響。

眼下，中國經濟正處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窗口期，政府想方設法來激發新的增長動力，實現新舊增長動能盡快接續，但這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中國經濟能不能盡快走出盤跌通道，也直接關系到世界經濟能不能早日走出徘徊不前的“泥潭”。從中國政府層面來說，維護人民幣值穩定，體現我們把握經濟局面、把控宏觀政策的能力和信心。穩定幣值是穩定市場信心的“指示器”。

經濟大國之間需要政策協調

在當今世界各國經濟深刻融合的今天，事實上，中國經濟也好，世界經濟也好，不是哪一國經濟體能夠“獨木支林”的。從現實來看，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全球經濟正在面臨著一輪所謂“新增長陷阱”，其主要表現是大國經濟體日益顯現的人口“老齡化”、全球財富分配“新鴻溝”難題、全球技術創新“中梗阻”、地緣政治經濟風險，等等。全球經濟變得異常復雜。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增長持續低迷，嚴重沖擊了各國發展的福祉。自2014年10月美聯儲宣布徹底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加息預期逐漸形成，這始終成為懸掛在全球經濟再平衡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一方面，美元指數呈現上漲走勢，全球外匯市場呈現出美元一枝獨秀的局面。另一方面，受美聯儲加息預期影響，新興市場貨幣指數大幅下挫，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大量套利資本從新興市場國家流出，多國出現匯率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嚴重影響地區乃至全球的經濟金融穩定。與此同時，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金融動蕩也引發部分經濟體競爭性貨幣貶值，致使全球貿易大幅下滑，為全球經濟復蘇蒙上陰影。主要國家經濟走勢和政策取向的差異也變得越來越大，全球經濟失衡局面一直難以改觀，乃至徹底陷入增長困境。

前不久，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如何應對下一場衰退？》，薩默斯寄望各國政府開發新的方法來思考經濟波動和通脹，要“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樣既可以降低衰退的可能性，又可以應對下一場衰退的來臨。其言下之意，光靠貨幣政策和匯率調整并不能解決全球經濟乏力的問題，還是要推進增長，給實體經濟減負，增加各類基礎設施投資。這與我國當前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一定程度的吻合。

解決世界性“新增長陷阱”問題，關鍵還是要促進全球經濟能夠實現再平衡下的新增長，貨幣政策一定要與財政政策協同推進。為此，各國要共擔發展責任，特別是經濟大國要消弭隔閡和政策歧見，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密切溝通和協調，形成政策和行動的合力。這樣，我們面對的就可能不是衰退，而是新一輪增長。(中新經緯APP 作者：胡敏，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中新經緯特約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