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口無遮攔、政見激進的房地產商特朗普作為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與民主黨候選人對決已無懸念，由此出現的“特朗普現象”也受到廣泛關注。筆者以為，盡管他在競選中觀點出位、極端民粹、與主流政界大相徑庭，卻能贏得民意，恰恰表明其抓住了美國中下層民眾心中所想。那么，類似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和極端民粹且排外勢力有沒有可能在當今歐洲大行其道呢？不久前，奧地利大選落幕，綠黨候選人范德貝倫出人意料地險勝極右翼候選人霍費爾，讓歐洲松了一口氣。

歐洲政黨光譜呈現右轉是個不爭的現實

目前歐洲的經濟、社會現狀，為極端排外、民粹思潮和勢力在一定程度上死灰復燃，以及極端政客的暴走醞釀了現實土壤。歐洲時下正在經歷自一體化正式啟動以來最為艱難的時刻，在全球化、老齡化的雙重壓力下，面臨著空前的挑戰，各種內外矛盾此起彼伏：歐債危機、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恐怖襲擊、“脫歐”公投等，可謂是內憂外患，交相纏繞。

一方面，歐洲經濟復蘇乏力，失業高企，中產階級生活嚴重受損，歐盟內部核心與外圍國家的差距加大，難民的大量涌入，本土穆斯林極端分子參與的恐怖襲擊頻發，致使排外、民粹、疑歐、去一體化等思潮沉渣泛起。另一方面，面對凡此種種危機與挑戰，當今的相當數量的歐洲政治家似乎一定程度上，更囿于本國的民意甚或民粹，秉持“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信條，而缺乏堅定甚或固執的對一體化等信念的堅持、縱橫捭闔的謀略和妥協合作的態度，顯得隨波逐流，無所適從。這無疑為極端勢力的興盛以及部分民眾更多的認同，準備了社會溫床。

近年來，歐洲極端排外的思潮也確實一定程度上得以擴張，擴展了影響、甚或贏得了部分的民意，歐洲政黨光譜呈現出右轉的傾向是個不爭的現實。從全歐來看，極端、右翼政黨在前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異軍突起，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在核心國家，如法國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在去年法國大區的首輪選舉中成為第一大黨，且民調顯示：其黨首勒龐有可能在明年的總統選舉中進入第二輪;在德國，主張脫歐和反對伊斯蘭化的“德國另類選擇黨”在3月的三個聯邦州議會選舉中大有斬獲，令傳統大黨相形見絀。 

中東歐景況更不樂觀：在奧地利4月首輪總統選舉中，原先處于邊緣化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自由黨候選人霍費爾以36.4%的得票率，遙遙領先，被視為歐洲極端民族主義抬頭的重要標志。5月24日大選中，霍費爾以微弱劣勢敗北仍然令人心里一驚，其支持者甚至宣稱選舉存在不公。在北歐，以反對實施難民寬容政策著稱的瑞典民主黨在民調中成為該國民意支持率最高的政黨，黨首阿克松也被評為2014年度瑞典最有公眾力的意見領袖。 

“特朗普現象”在歐洲難成主流 

表面上看，大西洋兩岸似乎正在發生相同的事情：持有或宣稱極端立場的政治家正在被時勢推上前臺。但是，以極端、民粹和排外為特征的“特朗普現象”在歐洲難成主流。 

首先，戰后歐洲對于引發兩次世界大戰的極端排外思想的清算、反思是較為徹底的。主流社會、基本民意對極端排外的民粹思想和保守主義勢力有足夠的警惕。這使得民粹、排外、反一體化的極右翼政黨盡管可以在局部或暫時獲得一定的回響，但難以獲得主流民意的認可和支持。 

鮮明的例證是，極右翼運動領袖巴赫曼就因一張打扮得像希特勒的照片，而被迫辭去黨首職務。新納粹或“佩吉達”甚或德國“另類選擇黨”招搖過市組織反移民活動之時，總有數倍于此的德國民眾，自發參與與之相反的游行。在歐洲，大多數的極右翼政黨所擁有的議會席位總體來說仍屬邊緣，而能贏得相對較多民意的極右翼黨派，例如法國國民陣線、瑞士SVP都已經被迫拋棄了極端立場，通過向中間力量靠攏獲得更多的支持。 

其次，作為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歐洲一體化思想及其六七十年的長期實踐，不僅在“多元一體”的旗幟下孕育、培植和光大了歐洲民眾素來奉為圭臬的民主、開放、包容、多元文化、和諧共處的主流思想認知，而且也讓民眾充分享受了由此帶來的巨大現實經濟、社會紅利。建筑在關稅同盟、單一大市場、歐元之上的經濟一體化、生活便利化和社會和諧化，構成了防御歐洲極端排外與反一體化的最為堅實、自然的屏障。盡管面對空前洶涌的難民潮，盡管難民危機伴隨著恐怖主義的威脅，多國政府被迫先后出臺了限制移民入境的政策，但是，大多數歐洲政治精英和民眾對堅持以人員自由流動等申根協定為標志的一體化仍篤信不疑。 

再次，從體制上看，歐洲相關國家的制度設計也有利于預防極端政黨執政以及其黨魁攫取最高領導權。例如在法國，總統多數兩輪選舉制和半總統半議會制保證了政府必須獲得全國一半以上選民的支持。這意味著，在總統選舉中，即使某候選人首輪大選中領先，但如未贏得半數以上票數，則仍須與第二名進入第二輪對決，簡單多數獲勝。而在第二輪中，反對極端政黨的傳統主流政黨和候選人就可以聯合，獲勝的概率大大提升。去年法國大區選舉時第二輪國民陣線面對中左、中右政黨(共和統一陣線)的聯合阻擊而落敗即是經典案例。 

傳統主流政黨需要加強聯合 

如今，歐洲主流傳統政黨和政治精英也已經明確意識到目前所面臨的空前挑戰，正在積極尋求合作應對之策。歐盟駐美國大使奧沙利文在巴黎恐襲后接受美國《外交政策》雜志采訪時說：“我們絕對不能滑向極端民族主義的深淵。”這頗具代表性。 

當然，要阻止極端政治人物成為主流，歐洲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大力推動歐洲經濟的復蘇和走出通縮，提高就業;更加重視“社會歐洲”的建設，縮小社會階層分化和成員國的差距;領導人和政治精英要拿出勇氣和擔當，引導民眾秉持開放心態，堅持一體化方向;發揚互相協作和妥協的精神，解決好難民安置問題，平衡成員國間的不同利益訴求。傳統主流政黨傾聽民眾訴求，縮小民主赤字，拿出可行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加強相互聯合，為自身的生存而戰已經是形勢所迫。(作者是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