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文森2016年是我國著名作家、外交家司馬文森100周年誕辰，我雖未曾同司馬文森謀面，但60多年前，我們保持了連續數年的書信交往，他對我有諄諄的教導和細致的關愛，可以說是我“書信中的良師益友”。

司馬文森

寫作上的良師

1947年夏，我在印尼坤甸《黎明報》當電訊抄寫員，經常在編輯部翻閱一些香港和星馬等地出版的進步書刊。其中我最愛讀的是文藝色彩濃郁的雜志《文藝生活》。每當新的《文藝生活》一到，我便如饑似渴地從扉頁讀到底頁。

一次，我在《文藝生活》底頁讀到“文藝生活社”（簡稱“文生社”）征求海外社員的啟事，當即給主編司馬文森寫了一封申請參加“文生社”的信。

很快，我便收到復信，和隨信附寄的一個編號為“1948/B23”的社員證。復信中說：“文生社已接納你為海外社員，今后每月會寄給你一冊《文藝生活》，希望你能多向同學和朋友介紹《文藝生活》。你喜歡寫作，如有作品可寄給我們，我們會考慮將你的優秀作品在《文藝生活》上發表。”信末署名：司馬文森。

接到司馬文森這封親筆信，我激動不已，翻來覆去地看了好幾遍，幾乎都能把信背熟了。此后，從1948年初到1950年夏回國前，我幾乎每月都給司馬文森寫信，他從未延誤過復信。

司馬文森常在信中指導我寫作，我每有習作必先寄給他審閱修改，然后才給《黎明報》或校刊投稿。

司馬文森先生很少在我的習作上大刪大改，而是在信里給我提出修改意見和建議。我當時喜歡模仿馬凡陀和馬雅可夫斯基的風格寫些短詩。他看過我寫的一些詩后給我回信說：“初學寫詩的人，開始時模仿別人的風格是可以的，但一首好的詩是取決于詩的內涵，因此不必太專注于寫作技巧。”司馬文森在信中還說詩歌和其他文藝作品一樣，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希望我多學些哲學理論，樹立正確的革命人生觀。

1949年末，我們學校爆發了一場護校斗爭。我以此為題材寫了一出獨幕劇《中華兒女》，將原稿復寫后寄給司馬文森先生閱改，他閱讀后給我提了幾點意見，大致是：劇本反映海外華僑學生的愛國活動，寫得還算成功；不足之處是劇本中有些口號式的句子，缺少生動、活潑和口語化的對白。劇本中還應多寫些中間派學生的思想和行動，要注意團結大多數同學。看來司馬文森對我這篇處女作是看得很認真細致的，我立即按照他的意見作了修改，劇本后來刊登在《黎明報》的副刊上。

不久，有兩間外埠華校來信索取劇本，準備將我編劇的《中華兒女》搬上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