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何去何從？

陳獨秀在上海為商量《新青年》事宜致胡適、李大釗的信。陳獨秀在上海獨自主編《新青年》，遭遇了經費、稿源等方面的困境，他只好向北京同人求救。

五四運動爆發后，陳獨秀也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而被捕。經多方營救和輿論聲援，他被捕98天后獲釋。出獄后，陳獨秀收回《新青年》編輯權。1920年1月29日，已被北大排擠出校的陳獨秀又回到上海，《新青年》也隨之遷回上海。4月26日，陳獨秀致信李大釗、胡適、張申府、錢玄同、陶孟和等，就《新青年》何去何從的編輯方針，提出意見：“（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在京一人擔任；（三）由弟在滬擔任？為時已迫，以上各條，請速賜復。”

此時，陳獨秀正在籌組共產黨，《新青年》也因之而染有黨派政治色彩。8月2日，他在編完八卷一號的《新青年》后，給胡適去信，希望在二號（即下期）上，胡適“做一篇精彩的文章才好”。他仍想借重北大同人的筆力和社會影響力，擴大《新青年》的知名度，可這又談何容易。

1920年12月，陳獨秀去廣州前，又先后給北京同人李大釗、錢玄同、胡適、陶孟和、高一涵、張慰慈、魯迅、周作人、王星拱等人去信。前封信告知《新青年》“編輯事務已請陳望道先生辦理，另外新加入編輯部者，為沈雁冰、李達、李漢俊3人。”這4人都是中共上海發起組成員。信中還期待“一涵、孟和、玄同諸兄能有文章寄來（因為你們3位久無文章來了）”在后一封信里，陳獨秀也說：

“《新青年》色彩過于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內容，以后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幾冊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來文又少，也是重大的原因，請二兄（指高一涵、胡適———引者注）切實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前封信在9人中傳閱后，陶孟和建議：“《新青年》既然不準寄，就此停版如何？最好日內開會討論一番，再定如何進行。”胡適當然清楚，《新青年》“色彩過于鮮明”已是既成事實，“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他即致信陳獨秀，提出解決問題的三個辦法：“1.聽(任)《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志，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志”。2.將《新青年》九卷一號移到北京，并發表一個宣言，內容是“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復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3.“孟和說，《新青年》既被郵局停寄，何不暫時停辦”。

很快，周氏兄弟便表示了意見，周作人同意第二種辦法。魯迅也以為第二種辦法“更為順當”。至于宣言不談政治，則認為大可不必了。陶孟和也給胡適來信，堅持第三種辦法，并在信中說：“我很希望你們兩人別為了這誤會而傷了幾年來朋友底感情。”這些意見，胡適很快便致信陳獨秀，以征求他的看法。陳獨秀看完信后，立即給他們9人回信，答復他們：不贊成《新青年》停刊，也不贊成宣言不談政治，仍然表示：“弟甚希望諸君中仍有幾位能繼續為《新青年》做點文章。”

陳獨秀太天真，已經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機關報的《新青年》，怎么可能會得到信奉自由主義的北京同人的支持。正在組黨的陳獨秀自然也不會放棄《新青年》，在得知北京同人的意見后，自知難以再說服北京同人，故在致胡適信中說：“你們另外辦一個報，我十分贊成，因為中國好報太少，你們做出來的東西總不差，但我卻沒有功夫幫助文章。”至此，同人編輯已成昨日黃花，《新青年》終成為中共的機關刊物。

1923年6月，《新青年》由月刊改為季刊。1926年7月，《新青年》出版第五期后停刊，停刊也即終刊，一段頗為輝煌的歷史結束了。文/張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