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創刊于上海的綜合型文化月刊，曾幾何時風靡全國，其影響力所及，延續了一個世紀，成為一座文化坐標。它所倡導的文學革命，所開啟的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啟蒙，徹底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推動著時代巨變的步伐。

這個雜志就是創刊于1915年9月的《新青年》……

1920年蔡元培（左二）、胡適（右二）、李大釗（右一）等合影。這3人都在《新青年》雜志的發展壯大中起了積極作用。

1915年9月《新青年》創刊號。雜志的封面構圖由三部分構成，最上面是一字排開，兩兩成群的青年人，標注著法文“LA JEUNESSE”（新青年）字樣；中間是英國傳奇人物卡內基頭像；最下面寫著刊物的出版商“上海群益書社”。

從《青年雜志》到《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由陳獨秀創刊于上海，這是一份綜合性文化月刊，每號約100頁，六號為一卷。后因與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上海青年雜志》同名而改名為《新青年》，自此一直沿用到終刊。

在創刊號上，陳獨秀寄語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大聲疾呼：“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

雜志所涉主題廣泛，有鼓吹法蘭西文明，稱其象征有三：人權、生物進化和社會主義。有論述民本主義，稱“國家者，乃人民集會之團體，輯內御外，以擁護全體人民之福利，非執政之私產也”。近世“民主的國家”，才是“真國家”；專制的國家是“民奴的國家”，是“偽國家”。推崇達爾文的進化論，稱“人類之進化，競爭與互助，二者不可缺一”，“世界一戰場，人生一惡斗，一息尚存，決無逃遁茍安之余地”。雜志還明確其批判的鋒芒，是儒家的“三綱”及封建的倫理道德，認為這些說教“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東方講綱常名教，西方講自由平等獨立，國人缺乏的這種“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

1915年9月17日，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胡適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他在寫給安徽同鄉好友梅光迪的詩中云：“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誓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文學革命”的口號由此提出。

這一口號的提出，引發了陳獨秀的強烈共鳴，他認為“文學者，國民最高精神之表現也。”有意改良文學或曰文學革命。1916年2月3日，胡適在致陳獨秀的信中說：“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后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8月13日，陳獨秀復信胡適：“尊論改造新文學意見，甚佩甚佩。足下功課之暇，尚求為《青年》多譯短篇名著若《決斗》者，以為改良文學之先導。”一個要“造新文學”，另一個要“改良文學”，他們都心有靈犀，共同感覺到革故鼎新的文化使命。

《青年雜志》出版第一卷后，因故停刊6個月。1916年9月復刊后的雜志自二卷一號始，更名為《新青年》，封面開始醒目地印有“陳獨秀主撰”。

10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發表胡適于8月21日給陳獨秀的信，說：“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攀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陳獨秀接信后很快作答：“承示文學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項，其余六事，仆無不合十贊嘆，以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又說：“海內外講求改革中國文學諸君子，倘能發為宏議，以資公同討論，敢不洗耳靜聽。”10月5日，陳獨秀又致信胡適，對文學革命更寄以真切的企盼，信中說：“文學革命，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并讓胡適“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到了11月，為亞東圖書館招股擴大書局的事，陳獨秀和汪孟鄒于月底來到北京。恰逢此時，北大校長蔡元培正為聘用文科學長事犯愁，有沈尹默、湯爾和的極力推薦加上蔡元培早就熟知陳獨秀，有意聘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

《新青年》就此因陳獨秀而遷至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