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制度上壓縮和破除規則被“人情化”的空間，讓“明規則”真正取代“潛規則”，重塑社會對規則的信仰

現實中,對于腐敗和不正之風,人們普遍反感、憎恨、厭惡,但事涉其身時,又大多寬容、默許甚至樂此不疲,形成一種極具反諷的“心理困境”。如果說動輒找關系是內心缺乏自信和安全感,尋找自我安慰的一種體現。那么,在特殊公共資源相對緊缺的情況下,“走捷徑、圖方便”同樣是“腐敗亞文化”背后的一種重要心態。曾有媒體做過一項調查,在1400多名受訪者中,七成認為“沒熟人辦不成事”,兩成表示是為了“圖方便”。(3月21日《中國紀檢監察報》)

這是《中國紀檢監察報》今年以來,第二次將關注的視角投向“腐敗亞文化”。這一議題的設置絕非偶然。就當前反腐的形勢而言,經歷了雷霆般的打虎、拍蠅之后,反腐觸角進一步下沉,“腐敗亞文化”已是反腐工作不得不直面的沉疴；而從“腐敗亞文化”在現實中的彌漫程度和嚴重性來看,確實是到了必須引起警惕和重視的時候。

“腐敗亞文化”在現實中的表現,可謂無處不在。而諸如對于腐敗和不正之風,人們普遍反感、憎恨、厭惡,但事涉其身時,又大多寬容、默許甚至樂此不疲,形成一種極具反諷的“心理困境”,無疑頗具代表性,也深刻揭露了改造和剔除“腐敗亞文化”的難點所在。這是因為,在“腐敗亞文化”的浸淫之下,一些人對社會資源分配既有規則帶有某種天然的不信任感,靠謀求“潛規則”去獲取自己的利益。于是,不難發現一種奇怪的現象,有的人也反對“腐敗”,但一旦牽涉到自身的利益,卻往往難以“抗拒”。

因此,要讓多數人從“腐敗亞文化”的扭曲場中解脫出來,一方面,當前迫切需要對于民眾身邊的腐敗“零容忍”,不再讓“拼關系”“走后門”的暗箱操作者成為“贏家”；另一方面,亦要特別注重一些政策、制度在落地上的剛性,真正杜絕“拼關系”的可能。比如辦證程序,比如低保的發放,都應確保應有的規則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實現陽光化操作,打消人們的“運作”想象和可能。需要剔除的一種認知是,“腐敗亞文化”的形成,絕不只是某一個方面的規則“淪陷”,而是表現在某些人群中規則信仰的坍塌。所以在應對上,也只能從全局性的角度去重塑規則的剛性,提升規則執行的“能見度”,不讓遵守規則者吃虧。如此,才能逐步提高人們對于規則的信仰,從而間接稀釋“腐敗亞文化”。

當然,“腐敗亞文化”作為一種植入社會生活的“灰色文化”,改造必然需要個體的覺醒與反思。正如上次中國紀檢監察報刊文所示,一些人不是對腐敗行為本身有多痛恨,而是對別人擁有腐敗機會和能力的嫉妒,是沒有分到一杯羹的不滿。這說明,當前“腐敗”行為在某種程度上還被視為一種利益分配的方式和機會,一些人對于“腐敗”性質的認知還存在著偏差。從這個意義上,如何確保反腐行動與廉潔觀念和文化普及的同步,確實到了一個需要正視的階段。值得一提的是,當前一些學校開設了廉潔教育課,“從娃娃抓起”,雖然仍存爭議,但從傳播廉政文化的角度,值得嘗試。

面對“腐敗亞文化”,既不能低估其治理的難度,更要認定治理的方向——只有從制度上壓縮和破除規則被“人情化”的空間,讓“明規則”真正取代“潛規則”。重塑社會對規則的信仰,我們才能真正逐步走出“腐敗亞文化”的陰影。而這亦是反腐由治標邁向治本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