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是當今中國的一個熱詞，也是當今中國的現實需要。全社會自上而下地談創新，時時處處要求創新。拿中國與外國作比較，創新的優劣似乎昭然，使很多人痛心疾首、大聲疾呼。隨著世界一體化的深入，中國參與世界的各種競爭，創新固然很重要。但是，包括一些有較大話語權的知名人士在內，對于創新的某些認識并不正確，以至于我們要尋找不斷創新的途徑，有時就不能對癥下藥。

關于創新最常見的一個錯誤認識就是把新和舊對立起來，似乎只有推翻舊的、否定舊的才能有創新。一切舊東西似乎都成為創新的敵人，一切舊思想、舊觀念、舊規則似乎都成為阻礙創新的桎梏。甚至徹底與舊的告別這一行為本身都成為了創新。創新似乎就是擺脫一切舊束縛的隨心所欲，于是乎，退學、不讀書、成績差竟然都成為創新的成功典范。“中國式教育”成為阻礙創新的罪魁禍首，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成為窒息創新的沙漠。創新幾乎等同于自由，因此，傳統因為缺乏自由而成為創新的墳墓。總而言之，這類流行觀點認為，中國老祖宗的保守僵化導致我們今天成為創新的侏儒。為了創新，恨不能換一個爹，換一個祖宗。因為需要創新，所以我們不得不改換門庭，到別人家里去認祖歸宗。事實上，創新所衍生出來的一系列結論，幾乎無一例外地咀嚼著歷史虛無主義、中國人劣根性的殘渣。

我想指出的是，創新幾乎都是過去的延伸，是積累的進步，是巨人的肩膀，是前行者的云梯。沒有積累就沒有創新。沒有扎實的基礎，所謂的創新就只是胡思亂想；沒有鍥而不舍的鉆研，所謂神奇的創新“點子”，都是灰飛煙滅的浮云，都是不足掛齒的玩笑，都是連養分都缺乏的垃圾。雖說愛迪生只上過三個月的小學，但他長期自學，博覽群書。為了確定燈絲，愛迪生試用了六千多種材料，做了七千多次實驗。這個小學生都知道的故事告訴我們，人類歷史上失敗的創新多如牛毛，真正留下的有意義的創新鳳毛麟角。不懂得這一點而大談創新如同癡人說夢。

陶瓷曾經是中國人賺錢的產品，歐洲人掌握陶瓷技術比中國人至少晚了1500年。中國的陶瓷技術為何能夠長期領先世界？關鍵在于溫度。最普通的陶器在攝氏800度以下就能完成，這在全世界都能見到。青銅技術的出現在于冶煉溫度的提高，攝氏800度以上，不同的銅合金，也就是青銅可以融化，可以冶煉，而純銅的熔點在攝氏1083度。青銅技術之后，人類的又一項主要技術突破就是鋼鐵。純鐵的熔點是攝氏1535度，但生鐵的熔點最低只有攝氏1148度。也就是說，在成熟的青銅技術基礎上，將熔煉溫度再有效地提升一點，就能冶鐵。漢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朝代，關鍵之一在于漢朝掌握了領先世界的鑄鐵冶煉技術。這項技術在今天看來很簡單，即，將鐵礦石融化為生鐵，便于大規模地鑄造鐵器，使得軍事和農業生產中鐵器得以大量使用。而中國陶瓷的燒制溫度在攝氏1200以上，有些達到攝氏1400度。由此我們清晰地看到一個技術積累的過程：攝氏800，1000，1200度。所以，當西漢能夠熔鐵、鑄鐵后，溫度進一步提高，到了東漢，成熟的瓷器便開始出現了。技術鏈條與時間鏈條完全吻合。

為什么歷史上很長時間里中國以外的其他地方沒有陶瓷呢？因為他們達不到這個溫度。就歐洲而言，在漢朝能夠熔化生鐵之后的一千多年間，歐洲人一直沒能做到這一點。歐洲當時的煉鐵法叫做塊煉鐵，即，歐洲人只能在攝氏1000度左右冶鐵，鐵處于固體狀態，而沒有熔化成為液體，只能鍛，不能鑄。由于歐洲技術的落后，達不到熔化生鐵的爐溫，他們當然就無法想象燒制瓷器所需要的攝氏1200度以上的溫度，所以，中國瓷器在很長時間里，對于歐洲人就是一個謎。

如果說瓷器算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偉大的創新，那么，中國人為何能實現這個創新？而中國以外其他地方的人為什么不行？青銅和冶鐵技術并非中國首創，但是，這兩項技術進入中國以后，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官方壟斷，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官營。官營的好處是，為了滿足某個需求，可以有大量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投入技術改造，以獲得技術進步。因此，青銅技術雖然不是誕生于中國，但是，青銅技術傳入中國后，中國的青銅技術最終獨步全球，領先世界。與曾侯乙墓中精美絕倫的青銅器相比，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銅器大都難望其項背。同樣，漢朝的鹽鐵官營保證了漢朝的冶鐵技術領先世界。這一技術的領先，落實到細節上主要在三個方面。首先是燃料，中國人最早采用焦炭；其次是爐膛，中國人最早使用高爐；第三是風箱。簡單說，由于從青銅時代開始，中國的冶煉技術主要掌握在官方，使得中國能夠長期持續不斷地投入資金用于技術改造。對冶煉技術而言，這一技術改造的體現就是爐溫的不斷提高，從青銅到鑄鐵，再到瓷器，技術進步的積累造成的階梯清晰可見。

所以，如果說瓷器是創新，那么，這一創新來自于長期的積累。歐洲之所以沒有這一創新，因為那時候他們根本沒有前面的技術積累。他們的爐溫技術在熔鐵、鑄鐵階段之前就停頓了。沒有積累，便沒有創新，這正是歐洲中世紀的歷史寫照。歐洲后來之所以能夠大規模煉鐵、煉鋼，是因為他們得到了中國的技術積累，例如，焦炭，高爐，頂吹、底吹或復吹煉鋼，原理上都來自于中國古代，都是在中國古代煉鐵技術基礎上的改進。當然，這些在中國技術積累基礎上的改進或者說創新也很重要，它使歐洲獲得了更高的生產效率。在此基礎上，在歐洲工業革命時期，他們終于掌握了中國的硬瓷技術，從技術發展的角度說，也是順理成章。只不過，歐洲這一技術的成熟和掌握比中國晚了1500多年。

瓦特蒸汽機被稱為歐洲的一項重大發明、創新，成為工業革命的標志性事件。事實上，“瓦特發明蒸汽機”的說法并不完全準確。蒸汽機可以看成是它之前的各種技術的綜合，也是技術積累帶來的進步，而非某人的突發奇想。瓦特蒸汽機的原理和技術，相當一部分來自于中國古代科技，例如風箱和炮膛，而炮膛源自于中國產生火藥之后的火銃。因此，真正偉大的創新都是在前人積累的基礎上。歐洲的工業革命不是平白無故地自發產生，而是在文藝復興之后，歐洲大量吸收了東方文化和技術，最終才獲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技術創新，成就了工業革命的偉業。

關于創新還有一個認識誤區是，只有民間才能創新，政府官方無法創新。在我看來，這個問題不能絕對化。前文提到中國歷史上爐溫技術的提高導致的技術進步和創新，基本上都是在官方的推動下實現的。當然，我們并不能由此否認民間創新的價值。但是，實事求是地說，在資本主義制度形成之前，歐洲社會一方面是分散的小國林立，地方割據，沒有哪個政權能夠持久地提供技術積累、技術進步所需要的巨額資金；另一方面，民間資金也有限，最多在手工藝上有些積累、改進和創新。這一局面直到資本主義成熟后才發生改變。歐洲工業革命之所以能夠形成，與它通過對外擴張獲得大量的資本用于技術提升有著密切的關系，尤其是美洲和印度。此處不多討論這個問題，單說當今技術實力和創新能力最強的美國。

美國早期的技術基本上都仿制或山寨歐洲，以電氣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美國開始與歐洲并駕齊驅。美國真正的技術進步和創新能力的提升，源自幾個重大項目，一是曼哈頓計劃，二是阿波羅計劃。這兩個巨大的科研項目都是政府主導的項目，它們的成功帶來了一系列技術革命和創新。事實上，這就是美國能夠成為科技大國、創新大國的訣竅：并非依靠民間創新，而是在關鍵技術領域，由政府投入獲得技術突破。政府這么做的動力并非只是市場獲利，而是戰爭，熱戰或冷戰，為此，政府為獲得技術領先和進步，可以不計一時的成本投入。今天，人們享受著互聯網時代的便利，很多年輕人在網游中消磨時間，網游誕生了一個新的行業和新的財富大佬。其實，網絡這個新的技術進步也來自于美國官方支持的軍事科技，所謂網游的源頭就是軍事訓練和模擬戰爭。IT成為美國經濟的發動機，并非媒體渲染的幾個大學生退學創業那么簡單。

要獲得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能力，必須擺正政府與民間的關系。政府長期持久的研發投入是非常重要的。這些投入有相當一部分在短時間內無法見到效果，因而顯得數額巨大且成果渺茫。但事實上，如果沒有這種投入，就沒有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當今世界幾乎只有中國和美國能夠承擔這種投入，如果要算上別人，那么還有歐盟和日本。所以我們看到，歐洲某些關鍵技術的突破和進步，靠一個國家難以實現，必須靠多國合作，例如空中客車和強子對撞機。日本由于各種條件的制約，使得它的技術創新只能局限在某些領域。所以，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政府在關鍵技術領域的持續投入能力在全球后來居上，連美國都開始感到日益增長的壓力。相對于政府在科技進步上的主導作用，民間研發的技術創新只是眾星拱月的輔助，以及在推廣領域的全面開花，而非技術創新的核心要素。一味強調民間對于技術創新的重要性，淡化或抹黑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重要作用，在我看來一定程度上屬于戰略誤導。

中國為何創新能力不強？從現實的角度看，這個問題的確是有意義的。然而，將這個問題的結論歸結到中國的傳統文化，歸結到所謂“中國人的劣根性”，完全是找錯了方向。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指出，中國在16世紀之前的科技領先于世界，為什么在16世紀以后漸漸落后于西方，李約瑟提出了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從來都是阻礙創新，那么，“李約瑟難題”的前半段就根本不能成立，即16世紀以前，中國的科技不可能領先于世界。所以，中國傳統文化不利于創新，這一結論是錯誤的。我們現在要面對的問題是，為何過去曾經有大量的技術創新，使得中國的科技領先于世界，而后來不行了？這個問題之所以被稱為“李約瑟難題”，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全世界都在尋找答案，但還沒有找到。本文難以對這個問題展開全面分析，只做一個簡單討論。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農業社會，中國在農業社會中的優勢無可匹敵，全世界幾乎無人能夠超越。當時的西方要想獲得像中國那樣高品質的優雅生活，只有抄近路、搶跑道。按部就班地以農業社會的方式與中國競爭，西方不可能獲勝，工業就是捷徑。由此我們理解歐洲資本主義革命之后，歐洲主要國家都實行了普及教育，國家政府以行政命令和行政資源投入的方式，從小開始培養專門人才。越是晚起步的德國，對于普及教育的重視和投入越強，從普及教育的廣種薄收到高等教育的重點培養，這也是今天德國能夠在科技領域占有重要位置的原因。俄羅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后來居上，與沙皇帶頭重視大學精英教育是分不開的。雖然說義務教育起源于中國，但是，由于科舉制度在中國的特殊重要性，唐宋以后中國的普及教育更多集中于道德教育，而非像歐洲后來那樣集中于實用技術教育。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我們得出結論說，那時的中國由于太領先或者缺乏比較而懈怠，這個結論是可以成立的。

如果我們接受當今中國創新能力不強的結論，在我看來，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國在工業技術方面沒有形成長期的積累效應。清朝時期的洋務運動和童子留美是較早的向西方學習科技的舉動，但是，甲午戰爭失敗后，這一階段的技術積累差不多中斷了。此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國社會政治形勢的劇烈動蕩嚴重影響了技術積累，那一時期的政府在科技領域幾乎沒有多少持續的投入。因而，技術積累即便沒有徹底中斷，也沒有大的發展，很多科技領域基本處于由早年留學歸來者一脈單傳的境地。新中國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間，在這個問題上呈現兩種局面。一是政府持續地大力投入，例如核技術和航天技術，如今，在這些領域，中國的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都不弱。二是出于各種原因的取舍、反復，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技術積累。

由此，我們應該理解當今中國社會創新能力薄弱的原因，關鍵在于總體上積累不足。如今，我們正在從教育方面開始彌補這些不足。教育的方式方法即便有差異，但是對于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的影響并沒有媒體輿論夸張的那么大。某種程度上說，為了在短時間內追趕別人，彌補二百多年間我們因多次中斷而造成的技術積累薄弱的缺陷，我們的教育需要更狠一點，需要加大“惡補”的速度，也是正常的。這是為了盡快獲得和提升創新能力的代價。那些鼓吹不上學、不讀書，靠快樂教育、自由發展就能提高創新能力的觀念，如果不是愚昧，就是別有用心。

最后還想強調一個問題。本文論述的主要是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希望能明確一個結論，即一切創新和進步都建筑在前人或自身積累的基礎上，世上絕沒有突如其來、靈機一動的創新。與此同時，我還想指出，對于科學技術如此，對于人文科學同樣如此。人類社會千萬年來，從文化、制度到觀念、準則，有價值的創新并不多，很多都是千百年積累的成果，至今依然行之有效。所以我們會看到，有很多試圖自創一套理論體系以囊括天下、窮盡文明、整合世界、統一觀念的企圖，幾乎全部都是笑話。我們所說的社會科學，其核心理念在過去兩千年的時間里都已經出現和形成了。如今，人文科學領域所謂的新成果、新理論，不過都是微調或綜合而已，有些微調還調壞了，例如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人文科學、觀念領域、思想意識的創新，幾乎是百年難遇的。現在某些人常說觀念創新、理論創新，實際上是偷換概念，他們將兩種思維模式、理論或文化傳統的相互取代、抗衡稱之為觀念創新，其實不過是觀念和文化上的叛變、投誠，根本不存在創新一說。背叛一種文化，投入另一種文化的懷抱，對于被背叛者來說，也許有一點創新的意思，但事實上，對于投誠的那種文化來說，所謂創新不過是陳糠爛谷。之所以要用創新一詞，無非是傍上“歷史進步論”的戰車，讓某些文化背叛在“歷史虛無主義”的配合下具有了真理性，給文化背叛者以強烈的心理安慰。

除了大歷史層面的創新謊言外，還有一大類所謂的觀念創新，幾乎都是井底之蛙的狂言。一個在淺池里玩耍的人從沒接觸過大海的深度，將水池挖到齊腰深便以為是創新；一個小孩子沒經歷過成人的世界，剛發育便以為自己在創新；一個狹隘者一旦接觸了遼闊，以為別人都不知道，便認定自己是創新。中國古詩云：“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那些動不動在觀念上、在思想上、在理論上創新的人，大都是沒經歷過滄海，沒領略過巫山的夜郎之徒。楊絳有句話說得好：“某些人讀書太少，想得太多”，這樣的人最容易創新。當一個人領略了人類思想的廣闊，他便會懂得謙虛，輕易不把創新掛在嘴邊。

人類社會所有的創新幾乎都是在巨人肩膀上的眺望，沒有積累，沒有對過往一切的誠摯尊重和深入了解，創新幾乎都是隨風飄散的浮云。這一點，中國古人荀子早就說清了。二千多年前，儒家學者荀子在《勸學篇》中寫道：“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我認為，荀子的《勸學篇》可以成為所有希望創新、渴望創新者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