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東省高院披露了一份判決書，廣東省糧食局原副局長駱裕根（曾任廣東梅縣縣委書記）受賄、濫用職權一案，已終審獲刑12年。在一宗土地交易過程中，駱裕根及時任廣東省財政廳工貿處處長危金峰（后任省財政廳副廳長）利用公權力，讓企業(yè)吃了啞巴虧。在得知華銀集團董事長陳某不愿意做這筆賠本買賣時，駱裕根很生氣地說，“我們給了他一大筐花生，現在就拿回一兩個，他居然也不愿意”。（3月13日信息時報）

駱裕根的“花生論”說得既形象又“經典”，但卻使貪官曲扭的心理暴露無遺。

“花生論”暴露出貪官的哪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心理呢？首先是以恩賜者自居心理。本來，政府以招拍掛的方式出賣土地，以招投標的形式讓企業(yè)獲得工程項目，完全屬于市場交易行為，盡管企業(yè)可以從中獲取可觀的利潤，但并非是政府的一種恩賜。駱裕根稱“我們給了他一大筐花生”，顯然是以恩人自居，頗為荒謬。其次是從企業(yè)獲得好處理所當然心理。駱裕根把“拿回一兩個（花生）”，看作很正常。這正如一些貪官被查后在懺悔書中所說的那樣，“當時收錢時曾認為，我讓老板獲得項目賺了那么多錢，孝敬我一點還不應該嗎？”此外是把原則不當回事兒心理。官員的頭腦里一旦充斥人情和金錢，黨性原則、是非曲直便丟到了腦后。本來，危金峰作為公職人員，成立公司、倒賣土地是違法違紀行為，作為縣委書記的駱裕根，非但不抵制，反而為其大開綠燈。結果，在駱裕根的干預下，華銀集團以650.7萬元的低價將華銀新區(qū)1+2地塊轉讓給危金峰的新都公司，而那幅土地當時的市場實際價格為1673.464萬元，造成華銀集團經濟損失1022.764萬元。此后，危金峰又以人民幣2300萬元的價格出讓，空手套白狼獲利1600多萬元，駱裕根則從危金峰那里得到50萬元的“好處費”。由此看來，駱裕根的“花生論”，說到底還是為自己謀取非法之財尋找理論根據。

駱裕根的“花生論”盡管十分荒謬，但也不乏捧場者。為了讓華銀集團董事長陳某將現有土地分一塊賣給危金峰，駱裕根指派梅縣副縣長溫某和國土局局長謝某做陳某的工作，陳某對此很生氣，溫某于是做他的工作說，“書記的話一定要聽”。顯然，無論那位溫副縣長也好，還是那位謝局長也好，對駱裕根言聽計從，大概主要是畏懼“一把手”的權力，但可能同樣對“花生論”表示認同。

反腐敗斗爭是一場錯綜復雜的較量，貪官們以散布謬論混淆視聽更增添了這種復雜性。諸如，“不收錢會被人恥笑為神經不正常”、“不花錢當個小科長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爺”、“當干部就是為了搞點錢”等等。駱裕根的“花生論”，又為貪官“雷語詞典”增加新內容。然而，駱裕根、危金峰正是由于吃了不該吃的“花生”，斷送了自己的前程，教訓不可謂不深刻，也為廉政課堂提供了一個典型的反面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