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媒體報道的草案內容看，除了從自愿、無償、捐贈人不能收回以及非營利性等方面對慈善本身進行了界定之外，其最大特點是以法律義務的形式對慈善組織提出了信息公開的要求。回顧過往一些慈善組織信任危機事件，缺乏制度性的信息公開，是困擾這些組織乃至整個行業的大問題。由于缺乏透明度，捐贈人不知善款流向，像“郭美美事件”那樣稍有蛛絲馬跡，就會掀起輿論風波，最終出現不信任機構只信部分公眾人物的尷尬狀況。而這次的草案，不僅規定慈善組織依法履行信息公開的義務、鼓勵和支持第三方機構對慈善組織進行評估，不僅從制度上強化了對慈善組織的監管，更有利于恢復、提升慈善組織的公信力。

“立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形成人心向善的社會氛圍，造就人人能夠行善的制度環境。”參與草案起草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鄭功成表示。綜觀草案，很多地方都體現出人性化的特點，有助于推動慈善事業。慈善組織可以采取基金會、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等組織形式，不再強制必須有業務主管部門，這無疑將降低慈善組織的登記和認定門檻；另外，草案還明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捐贈財產用于慈善活動時，依然享受稅收減免優惠，這些無疑會鼓勵更多的社會組織和個人加入到慈善事業中來。

慈善公益事業作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手段，是現代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組成部分。雖然善行發自個人內心、依靠的是道德自覺，然而無論是組織還是個人，善行的施展不能僅靠自我監督，讓善行有法可依，不僅不會對個人和組織形成制約，反而會讓善行真正落到實處，激發全社會更多的善行，這或許就是慈善法對于慈善事業的里程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