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服務業產值日益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服務業從業人員又成為全社會主要從業人員的情況下，中國社會的勞動力顯示出了“白領化”趨勢。而勞動力的“白領化”，就意味著中國社會的中產化，也意味著中產階層的崛起——主要是新中產階層的崛起。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看，勞動力的服務業化、服務業從業人員的白領化、白領工作人員的新中產化，會表現為一個前后相繼的過程。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3年的GSS調查，在所有勞動力人口中，農民階層所占比重已經降低到34.8%左右，工人階層所占比重上升到33.6%左右，中產階層所占比重上升到了31.6%左右。最近兩年，伴隨土地流轉速度的加快，農民階層的人數還會繼續下降。工人階層的人數也會隨制造業內部的調整與生產流水線自動化水平的提升而趨于穩定。但中產階層的人數卻會隨服務業的發展——尤其是伴隨以互聯網、金融業、各類研發、教育、旅游等產業的發展而趨于壯大。

中產階層——尤其是新中產階層是一個受雇的白領階層。他們的經濟收入，完全取決于雇方經營狀況的好壞以及整個社會經濟狀況的穩定性。一旦遇到經濟大幅度下滑，剛剛成長起來的中產階層的收入將下滑，其生存狀況將受影響，其對未來的擔憂會增加，這也會消解其消費的積極性。一部分中產階層艱辛維持的實體店營生，在電商的蓬勃發展中，面臨利潤進一步攤薄的命運。

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住房價格的迅速上升，使大批新進入中產階層的白領們身負巨額按揭。他們在購買了一套住房后，不得不在隨后的20-30年當中“為銀行打工”。為什么表面看起來名義工資在上升，但感受到的生活改善程度卻差強人意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消解了工資所能支持的生活改善的可能性。

中產階層雖然其本身在職業上轉變為白領，但其與農民階層和工人階層具有天然而緊密的血緣聯系。農民階層和工人階層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的通道，改變了自己的階層出身，將自己轉變為中產階層。但作為中產階層的他們，卻又必須以自己的勤奮努力，在經濟、情感與勞務支持上回報進入老年階段的農民父母親或工人父母親。一旦遇到父母親經歷疾病等風險，他們就不得不施以援手，從而降低自己的消費水平。這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淡化自己對中產階層的認同心理。多項調查發現，在中國的中產階層中，自己認同于中產階層的比例相對較低。

中產化社會的來臨，往往伴隨著大量的人口流動，也會伴隨著全社會青年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長，還會伴隨著人們所學專業與擇業崗位匹配困難程度的增加——在個體意識強化的過程中，人們的結婚年齡會不由自主地推遲，終身不婚的人口占比會趨于上升，結婚者的離婚率也會居高不下，同居家庭所占比重也會走高——這一切，都使中產化社會與社會的個體化和原子化密切相關。現在，比如北京和上海，人們的平均初婚年齡，男性已經接近30歲，女性已經接近28歲。

在家庭人口規模趨于縮小的過程中，社會的個體化本身就預示著生存風險的上升。如果社會保障難以讓社會個體獲得安全感，則中產階層的階層認同率就會長期趨于低下，其在消費方面的升級速度也會大受影響。

正因為中產階層具有一定脆弱性，所以，即使在發達國家中，伴隨經濟發展的波動狀況，中產階層的人數占比，也會發生萎縮趨勢。比如說，從1980年到1995年，美國中產階層的人數就減少了4.4%，澳大利亞中產階層人數減少了2.6%，英國中產階層人數減少了3.9%。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表現，就是出身于農民階層和工人階層家庭的子女，難以流動到中產階層的陷阱，也是中產階層的人員向下流出中產階層的陷阱。（張 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