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與醫改相關的部門有多少家嗎?”黃潔夫伸出雙手,表示雙手加雙腳都數不過來。

“與醫改相關的部門大約20余家,就連衛生系統自己的政策也是嚴重碎片化。”方來英委員幫黃潔夫數了數,最大衛生政策工具醫療保險是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負責的;最能體現政府責任的經常性經費收入是由財政部門負責的;最關鍵的人力要素醫生的教育和培養是由教育部門負責的;最重大的規劃和投資項目是由發展和改革部門確定的;國外傳染病輸入傳播的關鍵關口是由質量檢驗檢疫部門負責的,“說來說去,衛生部門自己的主動權和政策空間反倒最為狹小。”

黃潔夫認為,我國現有的13000多家公立醫院應加大結構性改革,重點轉向“建機制”和“改體制”,在確保公立醫院體系能保障提供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的同時,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醫療市場,鼓勵社會辦醫和促進民營醫院發展。這樣既可以把平時持續火爆的醫院或者科室的病患,疏解出來一部分,也可以滿足民眾多元化醫療需求。

把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做實做好,是解決看病難的另一個方面。吳明江委員補充說,現代互聯網技術的應用使上級醫療機構對下級醫療機構的技術指導和支撐更為方便、快捷。構建區域性的上下支撐醫療服務體系,才能落實分級診療。從某種角度講,基層醫療結構還可以從“小毛小病”的治療以及慢病和預防保健為主,進行日常治療和管理的結合。“如果大家平時在家門口的小醫院就能進行疾病的預防和保健,自然會減少得了大病不得不跑到大城市大醫院就診的幾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