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不想工資越掙越多？但在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看來，最近八年，我國工資增長率超過勞動生產率兩三個百分點，使得我國競爭力越來越不足。近日，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上，樓繼偉說：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的保護嚴重不足，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終傷害的還是勞動者。（2月22日《每日經濟新聞》）

就理論層面而言， “企業工資增長過快，最終恐傷及勞動者”一說，只是道出了常識而已。然而，置之于現實語境中，此一提法還是不免令公眾反感甚至焦慮。在“工資持續上漲”基礎尚未夯實的前提下，動輒拋出這般言論，勢必會觸碰到眾人最敏感的神經。于是乎，言者也許無心，聽者注定有意——即便是學術場合的個人發聲，也極可能被理解成是某種政策信號。素來弱勢的勞動者群體，對于那些“不友好的消息”，總是表現得無比敏感。

一個客觀事實是，近些年隨著全社會工資水平的提升，確實極大推高了中國市場的勞動力成本，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國企業的競爭優勢。由此，自然可能導致投資資本外流，造成市場整體體量萎縮、部分企業難以為繼。基于上述種種，儼然可以推出“工資增長過快，會傷及勞動者”的結論！這套邏輯看似合情合理，實則卻經不起深究。試問，我們如何能準確界定，工資是否上漲過快？又該如何在實證而非理論層面，坐實“工資增長”與“企業發展”的必然關系？

要知道，工資上漲只是影響企業生存的一大因素，而非唯一決定因素。而且，這種“影響”，也不必然就是負面的、消極的。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工資上漲會增加居民購買力、推動消費，這對于企業發展反倒是一大利好……無論如何，拿勞動者工資說事，試圖通過抑制工資上漲給企業減壓，終究都不能算是“優先選擇”。某種意義上說，勞動力成本的上漲，也是發揮市場篩選功能、引導經濟結構主動調整的重要一環。對此，我們所要做的，乃是順勢而為而非相反。

一面要維護勞動者收益，一面是保護企業發展，在這兩者之間尋求平衡，并不意味著要做出非此即彼的取舍。為此求解，或許更多還須依賴于，相關職能部門的主動讓利。數據顯示，“我國社保支出占工資比例40%以上”，幾乎讓企業和員工不堪重負。諸如此類的公共收費倘若能夠盡量降低，定然會極大緩解企業壓力。由此，我們也就不必糾結于勞動者工資的上漲了。說到底，這還是一個三方利益分配的問題，而非僅是企業和員工的兩方博弈。

確保勞動者工資穩步、持續上漲，既有道德合法性在，也符合經濟發展的長遠需要。明確這一前提，再來討論后續的技術策略和法律細節才有意義。比如說，雇傭合同怎樣設計才更合理？用工制度如何更充分地激勵生產要素流動？凡此種種的問題，必須要在充分尊重現實的基礎上，以踏實可靠的專業努力尋找答案。（然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