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既是天地之間遺世獨立的個體，也是嵌入社會網絡的一個結點，人的命運改變，既需要個體意義的向上流動，也需要社會層面的整體提升。

這個春節，一位上海女孩引發廣泛的社會討論。這位女孩春節到男朋友的江西老家過年，卻把男朋友家的晚餐發到網上，不僅毅然和男朋友分手，而且連夜返回上海家中。事件雖然尚有疑點，但在春節團圓期間，在人們正為返鄉而愁腸百轉之時，瞬間戳中了無數人的情感神經。

嚇跑上海女孩的晚飯

城市與鄉村的差距，婚姻與家境的關系，階層固化與社會流動的辯論，“孔雀女”與“鳳凰男”的標簽……一時間，各種討論唇槍舌劍，反映出復雜多元的價值圖譜。這位女孩曬出晚餐照片確實有欠考慮，但也要尊重她個人的擇偶權利，不應該出于同情農村人而對她進行人身攻擊。而僅憑一桌飯菜就給故事的男主角貼上“鳳凰男”的標簽，更是令人齒冷心寒的誅心之論。可以說，故事的男女主角都有情非得已的隱衷，他們的命運就像時代洪流濺起的泡沫，輿論不應該去消費個體的苦衷，而應該透視泡沫折射出的深層問題。

事實上，這樣的糾結，是已經接受對方在城市的獨立存在，卻無法容忍對方在農村的家庭出身。這就像《紅與黑》的女主人公，當她把于連當做一個特立獨行的個人，就心懷一種“偉大和勇敢”的浪漫主義感情；但是一旦她想到于連只是一個木匠的兒子，就馬上為自己的情感付出羞愧難當。這其實反映出農村大學生向上流動的兩個面相：他們確實通過高考實現了個體命運的改變，但即便如此，他們也無法改變自己的農村出身。也就是說，農村大學生在改變個體命運之后，還需要完成社會身份與社會關系的重建。而后者，是一個更加沉重的任務。

有哲人曾說，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樣一個高度凝練抽象的定義，對于農村大學生而言，卻體現為點點滴滴的殘酷現實。他們即便通過自己的努力離開了貧窮的鄉土，實現了個人意義上的命運逆襲，但是兒時的成長記憶還在、農村的社會關系還在。這些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網絡，有時融化為心中溫馨而浪漫的鄉愁，但更多時候，卻是以個體反哺家庭、造福桑梓的形式侵入到生活中。這正如風靡網絡的文章《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所言，農村大學生“盡管自身背負房奴、孩奴的壓力，他從來就覺得回報原生家庭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只身到城市建功立業，在原子化的生存中不斷獲得個人成功，也不斷通過個人努力反哺農村家庭，但是他們無法在城市重建身份認同與社會存在。

春節返鄉團圓，恰恰是對農村出身與社會關系的再次確認，而那位女孩的連夜出走，也正是對這種社會關系的拒絕。因此，這不僅僅是城鄉差距的問題，也不僅僅是階層固化的問題，而是農村大學生在向上流動之后，如何去重新構建自己的社會身份的問題。“我奮斗了18年，現在終于可以與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但是在這樣的悲情故事之后，如果“我”的父親還在農村面朝黃土背朝天，“我”的親戚還在背井離鄉進城務工，“我”真的實現了完整意義上的命運改變嗎？恐怕那些帶著有色眼鏡的“鳳凰男”標簽，還是會充滿歧視與不屑地飛來，以家庭出身與社會關系的名義將個體掩埋。

著名作家劉震云早在小說《一地雞毛》里面，就對農村大學生的城市生活進行了深入刻畫，當農村的社會關系不斷侵入到現實的生活中，主人公在良知與現實的雙重擠壓下心力交瘁，而家庭生活也正如小說名字所言——一地雞毛。這次事件不過再次提醒人們，人既有個體性，也有社會性；既是天地之間遺世獨立的個體，也是嵌入社會網絡的一個結點。因此，人的命運改變，既需要個體意義的向上流動，也需要社會層面的整體提升。也就是說，當人們為階層固化而感到憂心忡忡、不斷呼吁打開社會流動大門的同時，也應該致力于建設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提升社會各個階層的整體福祉，不要讓農村還是那樣凋敝，不要讓農民還是那樣貧窮。否則，少數向上流動的農村大學生，只會在不斷拉大的階層差距中，繼續經受身份撕裂帶來的苦痛，在“回不去的故鄉，融不進的城市”的迷茫中繼續著鄉關何處的身份迷失。

無論如何，在春節期間連夜出走，總是與喜慶氛圍格格不入，總是讓人感到心痛。既然不能奢求一個人去承擔時代的重負，既然社會底層的福祉提升進程緩慢，那么，這個社會能否更多一份友善？群體與群體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哪怕鴻溝還在拉大，是否能夠多一份“以恕己之心恕人”的友善？這樣，痛苦的刀刃就不會如此鋒利，不至于將已經飽受身份迷失之苦的農村大學生，刺出醒目的傷疤。（李 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