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是農歷的年三十，也就是是中國傳統小年，嗅著年味之余，很多人還會用搶紅包為喜樂氛圍加持，而發紅包的多是朋友群友，或是媒體、商家。但讓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些政府政務信息平臺也加入了“發紅包”隊伍。是的，就是作為城市政府權威資訊發布地的、名稱為“××發布”的政務信息平臺；“紅包”也不是什么政策利好的喻體，而是實打實的錢。

據《新快報》報道，小年當天，廣州、南京、成都、武漢、西安、石家莊、無錫七座城市聯袂在其微信政務信息發布平臺上，向市民派發總計20萬元的支付寶新春紅包。七城政府通過政務信息平臺給市民發紅包，尚屬首次。

城市政務號也踩著“時尚時尚最時尚”的節拍發起了紅包，讓很多人臉上擺著一個大寫的“驚”字：在許多人的固有認知中，這些政務信息平臺不是發布本埠的政策動向、社會動態，就是突發事件時表態或辟謠的，總之就是秉持著政府官方姿態，面孔相當“高冷”。它們居然也來趕發（搶）紅包的趟兒，此前還來了個“有大事要發生”的吊胃口的預告，這確定不是被營銷號附體？

還真不是。如果非說政府借此營銷，那營的也是公信力和公共形象。實質上，若政府也有了“自我營銷”的意識，懂得去呵護信用資產，為了一句“親給好評哦”而在公共服務供給質量上狠下工夫，那即便摻了些秀的意味，也很有價值。更何況，還有實實在在的紅包發。雖說談錢俗，可紅包誰不愛？

事實上，政府“垂直式”地發錢，向來是讓人垂涎的好事。以往三亞政府派發物價補貼紅包，還有澳門政府持續多年派發返稅紅包，沒少讓人眼紅。但比起那種基于特定政策訴求的、均攤式的線下發錢，政府通過政務信息平臺線上發紅包，意義又不太一樣。

從目的上講，此舉只是在“致敬”年俗，也是以“重在參與”的方式圖個樂呵。以往給裝壓歲錢的紅包算是年俗，如今紅包則在手機拓殖下變成社交和娛樂介質，發或搶紅包在各種聊天表情包的伴生下成了熟絡關系、活躍氣氛的手段，其儀式性早已被輕松好玩性質消解。

而從渠道上講，發線上紅包，需嫁接某些技術化路徑，做些技術性準備。據了解，七大城市發口令紅包時，選擇了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圖片作為中文口令背景圖，這就需要做些前置性技術對接工作。而這，無可避免地要求政務信息平臺的嚴肅面目接受“互聯網+”技術氣質的調教。

正因發紅包自帶的娛樂性和技術含量，當政府參與進發紅包的游戲中來時，才會出乎人們意料：在部分人的潛意識里，政務號就是給政府系統發聲的路徑，而政府跟草根化大眾很容易被置于“廟堂/江湖”傳統的二元詮釋結構中，其間被認為橫亙著難以打通的審美隔膜與話語分歧。而發紅包，就跟網上發高能表情包一樣，都是屬于民眾專屬的娛樂花樣，它跟機構化、非人格化的政府面目之間存在不小的反差。

而今多個省會城市聯袂嘗鮮，用政務平臺發紅包，無疑昭示著某種角色的轉身：那就是政府想以更接地氣的互動、更貼心的回饋支持方式，與民眾同樂，讓政務平臺在擁抱公眾興趣中更具開放性、貼近性?？紤]到線上紅包還有觸發“人際連接”的功能，政府也想以此做法，更多地跟民心和社會趨同行為連接，避免在被技術形塑的公共場域“掉線”。在這方面，央視春晚2014年起就用紅包跟觀眾互動，今年預計還將發出7億元支付寶紅包，就是積極的“轉身”嘗試。

對政府而言，懂得用發電子紅包的方式取悅民眾，也就呈現出了更多令人期待的面貌：可以肯定，肯將“與時俱進”揉入治理基因中的政府，也會有更足的動力跟上互聯網化節奏，去推動城市智能化，改善治理路徑，造福于民眾生活。

說白了，政府政務信息平臺發“紅包雨”，多多益善，若它能帶動“用技術造福民生”等觀念層面的變化，那又是潛藏著的更大的“善政紅包”。（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