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網友“葉落紛飛”在微博上報料，說同事因為在車站接了另外3名同事而被當地客管部門認為是非法運營，不但扣了車，還告知要罰款8000元。四人表示可以提供單位的勞動合同和工資單，也向執法人員解釋如有疑問還能夠進一步提供相關證明，但執法人員卻告知，開公司車接同事可以，但私家車不可以。（1月21日《京華時報》）

因為在車站接上幾個同事，就被扣上了“非法運營”的帽子，這位當事車主內心估計是崩潰的，而更讓人唏噓不已的是，執法人員對此給出的說法是“開公司車接同事可以，但私家車不可以”，而至于為什么判定存在交易，給出的說法是“是依據以往的執法經驗去查”，這一查果然有“收獲”，通過詢問得知這車主單位每個月給車主發放了交通補貼，于是“非法運營”板上釘釘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的荒誕，如果接同事只能限于“公車”，這得給多少人扣上了非法運營的帽子，依據執法經驗去盤查，自然是無可厚非的，至于是什么經驗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如果說因為人家有交通補貼，就證明其接同事有利益來往，所以就是非法運營了，顯然也是說不過去的，畢竟來說，這交通補貼本身就是企業福利，跟這利益交易實在扯不上關聯。

當然，就此事而言，其實并沒有太多的言說必要，當地客管部門的負責人已經給出了非常具體的說法——當執法人員在場站進行詢問時，如果車主及乘客說明了相關情況后，若無實際證據，執法人員則不應再進行糾纏；單位給職工個人的“油補”，若與運營無關，則不能作為處罰的依據；車主駕駛私家車接送親朋好友、同事等，如未產生相關收入，不能視為“非法運營”。“接同事被罰”這事的是是非非不難做出論斷。

但是，另一個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關于非法運營的界定，還始終是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難題，尤其是在法律界定上始終還模糊不清。而在網絡約車平臺迅速發展的背景下，非法運營的模糊界定，更是一個突出的問題。

從目前來看，關于非法運營的界定，基本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第六十四條的規定——未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擅自從事道路運輸經營的，有違法所得的。雖然在規定后面有視情況不同的處罰標準，卻首先存在認定標準偏模糊的問題，比如如何界定經營？僅此一次的接同事，算是“擅自從事”嗎？又如何界定非法所得呢？不妨繼續以此事為例，假設事后同事為感謝車主，給車主發了個微信紅包，這能算是非法所得嗎？

事實上，即便是車主最終確實因接人獲利，但顯然不是什么經營行為，與日常所理解的黑車或是非營運車通過網絡約車平臺從事運營完全不同。所以說，界定好相關標準、區分順風車與非法運營等細節，是尤其需要從律法層面得以清晰的厘定，才能遏制住執法的“任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任性”的發生，正是在模糊不清下發生的。

于此而言，從“接同事被罰”這事來說，考驗著執法部門在執法的嚴肅與嚴謹，從更宏大的層面來講，對“非法運營”在法律層面的清晰界定，是更為緊迫的事情。（高亞洲）